行業協會及其在中國轉型期的發展①

余 暉

作者:余 暉 來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網 發布時間:2009年04月09日  字體: 縮小 增大 繁體
 
  一、前言
  
  近幾年來,國內各界反壟斷的呼聲日益高漲。壟斷行為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就是行業卡特爾,即公開的限價或限產串謀;而且這些串謀大都是有組織的,正式組織如“汽車工業協會”,非正式組織如“彩電峰會”,其中正式的組織更為普遍(余暉,2000)。但也有相反的事實證明,某些正式的行業組織,如溫州的“煙具行業協會”,在鼓勵成員間開展有序競爭,使行業快速發展方面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張震海,1999)。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同為行業協會,它們對轉型期市場經濟秩序的形成,會產生如此不同的影響?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國內經濟學家中還幾乎沒有人對此問題,從規范的理論和實證角度加以關注。難道是這個問題不重要嗎?換言之,自治性或自律性行業組織這一甚至比企業還要古老的經濟制度,難道如今只具有經濟史學上的研究價值?
  
  國外學者尤其是社會學和政治科學研究者的態度完全不同。他們或者應用最新的博弈論工具對古老的“基爾特”②等行業組織之生發衰變進行分析,闡發其對中世紀海外商業擴張的積極作用(Greif,1993,1994),或者把現代行業協會組織視為并列于市場、企業、國家、非正式網絡或門閥的第五種經濟制度或社會秩序,并一道參與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治理(Streeck , Schmitter and Hollingsworth等,1985,1994)。企業的產生及其縱向一體化,是為了通過企業內的科層結構將市場的交易內部化,并由此降低交易成本;國家的經濟功能體現于其運用合法強制力,保護產權和克服可能出現的市場失靈。關于企業、市場和國家這三種經濟制度的關系,國外經濟學家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家的研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最具代表的可能是Williamson,1985)。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新制度經濟學派在國內的繁衍,有關企業和市場之邊際替代理論的介紹和本土化努力(如張維迎,1995;汪丁丁,1995;盛洪,1992),大約是國內經濟學最能接近世界水平的地方。關于門閥和行業協會之經濟功能及其與市場和企業之關系的討論,國外的文獻也不少(但主要來自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管理學家。比較經典的有Ouchi ,1984和Aoki, 1988), 但國內的文獻就少的可憐了(目前唯一比較有分量的理論研究成果可能是陳憲和徐中振,1999)。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把大多數專業經濟部門轉為經濟實體、中介服務組織或行業協會,日益成為中國政府機構改革的明確目標。如中共14屆3中全會和5中全會即決定“把專業經濟管理部門逐步改組為不具有政府職能的經濟實體,或改為國家授權經營國有資產的單位和自律性行業管理組織。”為此,國家經貿委于1997年印發了《關于選擇若干城市進行行業協會試點的方案》的通知,把上海、廣州、廈門和溫州四城市的部分經濟類行業協會作為試點的范圍,但試點工作沒有按計劃在該年年底結束。1998年開始的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在削弱專業經濟管理部門權利方面有了實質性的推進,同時更增加了政府職能轉換和人員分流的壓力。于是1999年10月,國家經貿委又印發了《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工商領域協會的若干意見》(試行)的通知。對行業協會的性質、功能及其促進措施,作了更明確的表述。相對于江浙一帶自發形成的行業組織,有人把政府推進的行業協會的產生過程稱之為“體制內的生成途徑”。總之,盡管行業協會的產生方式有體制內外、被動和自愿之分,人們對行業協會的口碑有優有劣,一些無法回避的問題已經向國內包括經濟學家在內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提出了挑戰:在經濟轉型和體制轉軌過程中,自治型行業組織的生存和發展機制是什么?它們對我國市場經濟及社會秩序的形成將產生何種影響?我們將如何培育和規范這些新權威組織及其行為呢?
  
  作為一項規模不大的,充其量為探索性研究項目的一個初步成果,本報告企圖從以下幾個方面對上述問題做出些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的努力:一、通過理論和歷史文獻的綜述,闡發經濟學如何與其他社會科學一道解釋這第五種經濟制度或社會秩序的生命周期現象;二、在本人和課題組其他成員案例研究和國內文獻綜述的基礎上,描述我國經濟轉型和體制轉軌時期行業協會的生發機制和現狀及其特征;三、對轉型期可能制約行業協會發展的若干因素加以分析。
  
  一、 理論:行業協會組織的制度動力學原理
  
  如上所述,對轉型期行業組織的研究,是現實對理論工作者提出的挑戰。行業組織首先作為一種經濟制度,它的定義、它的發生、它的目標和功能、它的變遷以及它的改革,自然是新制度經濟學(NIE)最主要的研究對象。但由于行業組織同時又是一種社會組織,它的功能及其對社會政治結構的影響還必然受到社會學和政治學家的極大關注。本文以下部分對行業組織在理論規范意義上的考察,正是在這種政治經濟學、經濟社會學或政治社會學之跨學科的氛圍里展開的。
  
  1. 作為一種經濟治理機制的行業組織
  
  “治理”的英文是“Governance”。自1994年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以來,我國經濟界對“治理”一詞已經非常熟悉了。當然,我們在談及政府管理社會經濟活動時,也一直在“控制“、“干預”、“監管”等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
  
  其實,近十幾年來,“治理”的使用,已經遠遠超出了企業和政府活動的范圍,成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管理學等文獻中出現頻率逐步增加的一個非常有用的概念。例如,在今年出版的“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譯叢”(毛壽龍主編,上海三聯書店)和“當代西方學術前沿論叢”(俞可平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兩套政治學趣味較濃的叢書中,探討的一個主要的話題就是“治理與善治”和“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據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年發表的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治理”被定義為“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諸多方法的總和,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因而治理是政治國家和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制與自愿的合作。
  
  在新制度經濟學尤其是其交易費用經濟學(TCE)一派(以Williamson為領袖)看來,哪怕是最簡單的交易活動都少不了被Williamson(1985)稱為“治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的某些機制,為的是保護交易主體免遭各種交易風險的侵害。TCE就主要運用比較合約分析方法考察不同的治理機制之間的替代關系,以致于TCE有時被稱為NIE的“治理”一脈。①但遺憾的是,TCE在對被視為治理機制譜系之“兩極”---市場和企業科層組織---豐富而成功的考察的同時,②對兩極之間包括非贏利組織在內的其他“混合型”治理機制卻缺乏詳細討論。不過值得慶幸的是,與TCE 保持密切合作的許多社會政治學家和管理學家的眾多論著,可以彌補這一缺憾。他們使用治理機制和治理結構這些范疇,對國內市場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環境下不同國家和不同產業部門的發展機制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值得產業組織經濟學家大為稱道的研究工作。③
  
  沒有不受治理的經濟活動或交易,但什么是經濟治理呢?最初的定義可能是由Schneiberg和 Hollingsworth (1990)給出的:“經濟治理乃某些行為方式(practices)的組合,通過它,相互依存的經濟行為人(產方、供方、分銷商、工人以及國家機構)自愿地協調和(或)科層制地控制其自身行為和相互行為。這些行為方式至少包括:協商貿易條款并締約、表達利益、配置資源和任務、設立標準、組織信息流和監督服從、構造激勵和動用處罰、解決沖突、分配成本與利潤以及在不確定和變化之條件下做出選擇等。”
  
  他們繼續定義治理結構或治理機制為那些制度性的設計(devices),通過它們,經濟行為人可組織和整合上述行為方式,并管理組織間的關系。這些制度性設計無疑就是NIE所說的“制度性安排”(相對與自然形成的“制度性環境”),它們被TCE描繪為以“市場”和“企業性科層組織”為兩極的制度譜系,期間還至少排列著如下一些治理結構:政府科層機構、非正式社會網絡(informal networks)或門閥(clan)或公社(community),以及行業協會等非贏利的社會團體法人(Klein,1998; Hollingsworth , Schmitter and Streeck ,1994)。以下我們逐一對這些治理結構的性質和功能進行簡要的闡述。
  
  1.1 “市場和企業”
  
  市場是對不同資源握有分散產權的個人和法人,自愿從事自由的、法律實施的合約性交易的場所。它的最原始形式為“純粹無名的現貨市場”。市場價格為挖掘獲利機會提供了機會,它為買賣活動提供的有關商品和服務配置的多少有些扭曲的信息,是市場參與者迅速調整自身行為的主要導向。然而,當關系特殊性資產(relationship-specific assets)面臨風險,以及當產品或投入品市場相對稀少時,投資決策的雙邊協調就成為一種需要,資產所有權的統合也許是有效的。這時在治理機制譜系的另一端就出現了“完全一體化的企業”,原先的交易各方聚齊在統一的所有權和控制之下。這種“企業性科層組織”能為特殊性投資提供更安全的保護,同時當面對協調性選擇所必需的變化時,它也能提供相對有效的機制。蓋言之,與完全分散化的市場結構相比,一方面,企業科層組織能夠降低因資產專用性、合約復雜性及履約過程中的機會主義可能造成的正相關于交易頻次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它卻可能弱化管理者最大化企業利潤的激勵,同時強化企業內部官僚性的管理成本。
  
  1.2 “國家”
  
  作為第三種治理機制,其合法功能有界定產權、強制執行合約、設立一般競爭規則等。一般而言,國家還可提供某些市場和科層企業無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產品,如清潔的空氣;穩定的通貨;基礎教育;防治火災、暴力、叛亂;抵御外誨等。而實際上,由于擁有無與倫比的權威和管制的供給能力,以及某些“哭奶”和弱勢“群體”要求其干預的無限的需求,現代國家還有更寬泛的作用,如影響產品價格、決定生產數量、提供資本、指定產品標準、管制產品質量、設定工資以及親自擁有和經營某些事關民族利益的戰略部門。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治理,因國因行業而異,但早已超出了新古典經濟學家所希望的程度。
  
  1.3 “非正式網絡”
  
  與非正式網絡(Alter and Hage , 1993)有相同意義的治理結構還包括門閥(Hollingsworth and lindberg,1985,Ouchi,1980)或公社(Streeck and Schmitter,1985)。一般而言,作為第四種治理結構,非正式網絡是個體或組織間的松散組合,在此組合中,交易行為立基于雙邊信任,而這種雙邊信任的維持靠的是穩定的、特惠的、排他的、雙邊義務的以及非法律強制的關系。價值認同或資源的相互依賴性是組合維系的基礎。經濟學家(如Aoki, 1988)發現,在網絡存在的地方,縱向一體化就很少出現。這是因為網絡更能適應環境的變化,即它比科層組織更為“靈活”。經濟主體間的信任度越高,網絡組織就越穩固,如由近28個企業組成的“三菱重工集團(Mitsubishi)”(Dore,1983)。80年代日本經濟競爭優勢的發現,引起了社科學家門對網絡式非正式關系之效率理論化的興趣,提出了區別于“硬性或顯性合約”的“軟合約”的概念對TCE做了修正(如Aoki, 1988等)。
  
  1.4 “協會”
  
  第五種治理機制也就是本報告重點研究的行業“協會”。由于不僅在歐洲和日本,甚至在美國的經濟部門的治理中發揮越愈重要的作用,協會組織是近20年來引起廣泛注意的一個制度領域。在制度化較強的場合,它甚至被私為“私益政府(private interest government)(Streeck and Schmitter,1985,pp.14-17)。行業協會是具有同一、相似或相近市場地位的特殊部門的經濟行為人組織起來的,界定和促進本部門公共利益的集體性組織。它們的行為方式主要有四種:(1)組織和(強制)實施成員間的合作行為;(2)與其他協會組織訂立集體性合約;(3)變通或影響政府公共政策,以保持和增加其本身和其成員的利益;(4)提供能夠影響交易行為和效果的各類信息。也就是說,行業協會是一種管制方式,借助于它,同行企業相互聯合,并將權力授予一個中心組織,以增進共同利益,管制行業內行為,并使產業內成員及那些其戰略和行為能危害行業利益的成員之間的關系有序化。
  
  一般而言,行業協會在競爭性和市場分散化的產業部門,以及在最終消費品部門(如紡織品、藥品和半導體產品等)尤為繁榮(Hollingsworth and Lindberg,leon,1985)。工商協會在治理經濟活動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Schneiberg and Hollingsworth , 1990):
  
  (1) 通過建立標準合同、制定價格目錄、組織聯合的買賣,并管理和參與與工人的集體談判,工商協會建立了一種讓行為人達成協議和建立交易條款的程序;
  
  (2) 通過創立許可程序并設定安全、質量和競爭的標準,工商協會建立了治理市場行為的規范。
  
  (3) 通過檢查和測試服務、行為監督以及傳遞有關發明、成本、價格、經濟形勢和政治發展的信息;通過設立消費者投訴辦、建立仲裁和日常談判制度;通過設、組織禁運、有選擇地供應市場、政治表意以及其他的部門公共商品,工商協會能夠發揮監督和實施規則、減少沖突和促進成員的選擇能力。
  
  (4) 通過分割區域和市場份額、聯絡買賣雙方、開展能夠使成員獨享和分享利潤、研究、專利、勞動和剩余產出,工商協會能夠發揮多種配置功能。
  
  (5) 工商協會還能展開游說,聯合政府管理者制定和實施政策、并協助政府管制經濟和實施援助計劃。
  
  國內有學者把行業協會的功能歸納為自律、發展、協調、互助、服務、交流、調解和制衡八大類(陳 ,1999)。Streeck和Schmitter(1985,p.4、9)列舉了12項指標對市場、國家、非正式網絡和協會這四種治理結構的特性作了細致的比較。(如附表一和附表二)。Hollingsworth和Boyer(1997,pp.15-18) 在此基礎上又作了更詳細的分析(如附表三和附表四)。
  
  2. 行業組織的制度動力學理論:從經濟學的角度
  
  那么,行業組織作為一種經濟制度是如何發生的呢?在何種環境下它們的上述功能才能夠有效發揮?它們與其他治理機制之間是如何互動和互補的?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行業組織的形成有何獨特的意義?從近20年來的文獻上看,在這個領域,除了經濟學家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家們開始進行大量討論外,同時代的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管理學家們也做了許多細致的工作。本小節只介紹經濟學家的最新研究進展,其他社科學家的貢獻放在本報告第二部分加以討論。
  
  2.1行業協會:作為一種組織化的“私序”的產生和運作
  
  私序(private order)相對于“公序(public order)”而言。它基本指的是社會個體基于自動形成的個人關系資源或自愿加入的組織化團體,在長期交往博弈中而達成的自我約束機制。當然,在一個國家里,私序可以上升為普適性的正式法律制度(即公序),但在此之前,它們是在國家法律制度(如果有的話)的約束下,作為公序的補充或替代局部地發生作用的。交易主體在私序和公序之間的選擇,以及在各私序(如上述“國家”之外的各種經濟治理機制)之間的選擇,基本上是由各種秩序或制度下的交易成本①所決定的。我們不妨結合重復博弈的原理來分析各種治理機制之間的補充和替代關系。
  
  2.1.1 法律和關系合約之間的替代關系。
  
  在一個孤立的交易中,交易雙方都有欺騙的激勵,即賣者可能出售劣質商品,而買者則可能拖賴貨款,結果導致雙方都無法獲利。解決此“囚徒困境”的辦法有兩個:一是法律,如果有事先合約,而違約的懲罰又足夠的嚴厲,則交易任何方都不敢違約;二是重復博弈或關系合約,為了維持未來的交易,交易方會自律不去榨取當前交易的最后一文,以避免損壞長期合作的關系。
  
  但在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法律有時不存在,即便存在,它們的運用也成本過高。一部“撰寫”出來的好法律之所以不能解決問題,是因為建立功能良好的司法制度費日頗多,法官和律師的訓練也是如此。
  
  即使在具備完備法律體系的國家,法律也依然無法毫無阻礙的運作。這是因為訴諸法律的交易成本有時會高于使用關系合約的交易成本。另外與法官相比,市場參與人在判斷承諾是否有效執行方面有著如下三個優勢:第一,在監督交易行為上,交易人比法院更專業;第二,他們所作出的決定比法院作出的單純責任決定更為精細;第三,他們還會考慮到保留那些不宜傳達給法院的商業信息(Charny,1990)。
  
  因此,在許多情況下,為了減低取證和執行的交易成本,功能健全的法律體系,仍然有必要得到關系合約的補充。而當法律不健全時,關系合約甚至可以取代現有法律。
  
  2.1.2 自動生成的關系合約和組織化的關系合約之間的替代關系。
  
  當交易并非鎖定在當前的交易雙方,即當買者能夠輕易發現另一家可交易的伙伴時,賣者對斷絕未來交易的擔心程度就將減輕。這意味著鎖定交易對象只在缺乏市場信息或高交易成本的欠發達市場經濟中才起作用。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摩擦的降低,斷絕原先固定的交易關系的成本也會降低,企業對關系合約的依賴程度也就降低了。
  
  但交易的未來可持續性風險依然存在,這時斷絕交易的除了原有的交易伙伴外,可能還包括原有交易者所屬群體的另一些潛在的交易對象。也就是說,某一社群的多邊信譽約束機制有時能夠有效約束其成員與不良交易者發生交易,如中世紀的海外貿易代理監督網絡“Maghribi 貿易者聯盟”(Greif,1993)。
  
  然而,在更多的情況下,長期自發形成的社群性多邊信譽約束機制即多邊懲罰,還需要借助于某種正式的組織,如獨立的第三方(批發商或其他市場中介)以及企業自愿組成的工商協會。為本文主旨起見,在此我們只討論工商協會的制度成本優勢及其功能原理。
  
  2.1.3 協會組織的功能優勢
  
  信息提供、協調行動是協會組織兩大理論上可分而現實中不可分的功能。
  
  就信息提供方面而言,協會組織主要有三種功能:第一,信息庫功能。當協會中的某一個買(賣)者準備與某一新的賣(買)者做生意時,他可以從協會的信息庫中查詢該賣(買)者歷史上是否有不良之前科。當然一個管理優良的協會組織所收集的信息遠不止于此。其次,一個信譽良好的協會組織可以受委托去調查違約投訴的真實性,以免冤枉“好人”。這時的協會組織扮演的是一個信譽評價中介和投訴甄別中介的角色。再次,協會組織可利用其專業化職員或共同使用外部知識資源,為本行業整體的發展前景提供預測,當然也可以為成員或成員群體提供個性化的信息服務。這三種功能所提供的正式交流渠道,都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信息在個體間傳遞過程中的失真問題,從而節約協會成員和其潛在交易者的信息收尋成本。
  
  就協調功能而言,它包括兩種更加密不可分的機制即協調對外行動和實施內部懲罰。經濟個體之所以加入協會,說到底是為了分享協會組織這種正式網絡的規模效應和外部經濟,即除了享受上述信息服務和成員身份特有的信用聲譽外,成員們還能從協會所組織的一致性集體行動(如政策游說、抵制不正當競爭、聯合訴訟等)得到直接和間接的好處,如降低交易成本、共享稅收優惠和政府補貼以及共渡經濟蕭條等。
  
  開展集體行動,除了擁有充分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協會組織在培養成員誠實意識和克服搭便車方面具有一種天然的優勢。一方面,重復博弈有著雙重均衡,一種是建立在社群懲罰威脅之上的長期合作,另一種是建立在自增性預期(即每一方都料定其他方會使詐,因而自己也行騙)上的不合作均衡。因此長期穩定的合作首先將面臨一個障礙:除非你相信其他所有的人都誠實行商,否則你也不會誠實行商。因此為了規避不誠實均衡,就要求每一個人都改變對他人的看法,同時也改變自身的行為。這種協調性變化是無法自動發生的,除非是孤立的交易,否則就要有人將相互交叉的貿易網絡組織起來,在組織內培養和強化相互信任的意識(McMillan and Woodruff,2000)。此外,組織化的關系網絡所建立的正式仲裁程序,還有助于解決合作收益在成員間分配時可能產生的紛爭。
  
  另一方面,當缺乏一種法律外的懲罰機制時,合作或集體行動有時會因某些成員的搭便車行為(如明知某買者人欺騙了一個賣者,而依然與其進行交易)而削弱或失敗。協會組織通過制定規約和處罰程序(罰款、停工或開除),能夠對那些過于軟弱的成員實施處罰,從而避免那些只顧及短期利益的機會主義行為造成行業整體利益的損失,如中世紀歐洲著名的商人“基爾特(Gulds)”(皮朗,1985,1987;Greif等,1994)。
  
  2.2 行業組織的負面作用
  
  與其他私序機制一樣,行業組織也有其負面的作用,主要表現在由共謀和排他性的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引起的經濟低效率,以及實施犯罪性暴力所導致的社會成本。
  
  如上所言,協會組織不但擁有供需雙方的信息,而且還掌握懲罰性的協調能力,一旦行業處于激烈的市場競爭,單邊性的或區域壟斷性的行業協會就很容易把天然的協調能力轉化為共謀的能力,實施有損于競爭者、客戶、消費者以及協會內弱小企業的利益的行為。這些行為在限制競爭方面的表現有統一定價、數量限制、劃分市場、共同抵制和拒絕同行非成員進入已有市場的競爭等;在鼓勵不正當競爭方面的表現有拒絕交易、價格和交易條件歧視、內部利益團體的歧視等;此外還有對會員之職能和活動的限制(梁上上,1998,pp.116-118)
  
  上述各種違競行為的嚴重程度取決于協會組織的性質,如全國性同業公會容納了行業內大多數上下游企業,它的立場就較為中立;有的同業性公會不具備全國性的壟斷性,還面臨著其他同業公會的競爭,這時它的行為會受到相應的制約;還有的行業協會沒加入全國性同業公會但卻在某產品市場或某地域性市場上擁有組織壟斷權,它們最容易達成壟斷性合謀。
  
  在運用其協調功能的時候,有的行業協會會使用觸犯國家法律(如果有的話)的危及成員和非成員財產和人身安全的暴力行為,從而有損于社會秩序,增加社會成本。
  
  3. 行業組織的權力來源及其約束:從社會合法性到法律合法性
  
  如上所論,行業組織長期發展起來的信息能力和協調能力所形成的組織性關系網絡的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是一柄“雙刃劍”:它既有節約成員交易成本、降低市場不確定性和增強行業整體競爭力的優勢,又有阻礙競爭和增加社會成本的劣勢。因此探討其權力資源的來源和邊界,也是研究其生發機制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只不過這項工作必須超出經濟學而進入社會學和法學的領域。如果說經濟學提供的是行業組織存在的合理性理由,則社會學和法學則可提供行業組織的合法性理由。而只有同時具備經濟合理性及社會和法律的合法性,現代國家中的一個社團性的行業組織才可能存在并健康地發展。
  
  合法性概念的實質是“由于被判斷或被相信符合某種規則而被承認或被接受”。從理論上說,社會現象由于具有合法性而得到承認,但從社會學研究來看,社會現象恰恰是由于得到了承認,才見證它具有合法性。以這種“承認”為指標來分析社團的合法性時,可以把表達承認的主體界定為國家、政府部門及其代表人物、各種單位、社會團體以及社會上的個人。國家和政府部門的承認是與同意、授權社團開展活動聯系在一起的,單位和其他社會團體的承認是與合作、提供資源聯系在一起的。個人的承認則是與個人的參與聯系在一起的。社團活動是一種群體的或組織的公共活動,這三種主體賦予它的合法性是它開展活動的基礎(高丙中,2000)。①
  
  3.1 社會合法性
  
  任何一個民間社團的建立,首先必須具備社會合法性,社會合法性產生的基礎可以是傳統、可以是共同的利益,也可以是有共識的規則。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民間組織,無論在歐洲還是在我國,以“商人基爾特”、“手工業行會”、“同業公會”、“行幫”、“商務會館”、“行會”以及“商會”等形式出現過的民間行業組織,都以一種有效的工商業活動管理方式沉淀在各國的商業文化傳統中。
  
  以歐洲中世紀的基爾特為例,它就是在歐洲商人在開展海外貿易的過程中形成的。由于海外貿易充滿了風險,商人們為了保護自身的生命財產安全,往往結伴而行,并組織起自己的武裝力量,推舉首領商隊的首領,同時建立起相應的義務和貿易收入分配規則。當他們在某一港口或城堡周圍逐步定居下來以后,更進一步地開始自治性的管理商業和公共生活的活動。由此商人基爾特就成為代表某國海外商人和新興市民階級共同利益的自治性社會團體,其內外規則都是商人們在長期交往中逐步形成的,集體活動所需要的資源也來源于會員的自愿交納。盡管隨著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以及現代國家的逐步壯大,基爾特組織逐漸被手工業行會及同業公會取代,它作為民間組織存在的社會合法性卻一脈相承的被延續下來,以致于它所承載的市民社會文化最終成為構筑歐洲現代政治文明的基石,使社會和國家在公共事物的管理中,一直保持相互補充和制衡的關系。
  
  因此,即便在現代社會,盡管民族國家對強力手段和符號的壟斷使社會只具有相對的自治性,而民間會社的社會合法性降低為有限的合法性,但只要某一個行業或職業的從業者在競爭中存在著共同的利益,對調整其自身行為的規則能夠達成共識,并且相信合作行動能夠帶來自身的發展和經濟效益,那么由他們自愿建立的協會組織,就具備了最基本合法性,這個組織也就具備了最本質的生命力和最強烈的發展動力。它甚至可以僅憑借這單一的合法性在國家權力未及之處長期在社會上進行活動。
  
  3.2 法律合法性
  
  但如前所述,社會合法性僅僅為行業協會這種民間社團發揮其組織性網絡的經濟功能提供了一個合法化的基礎。而要使得協會組織在更大范圍的社會博弈中不致陷入新的囚徒困境,以及使得它在與其他公共治理機制競爭中保持優勢以防止組織的內部瓦解,就必須使其取得與其他社會規則相兼容的法律合法性。也就是說,協會組織來源于成員認可的權力還必須得到統治者或國家法律的承認或追加以及制約,使得這種權力既具備足夠的權威,而又不致被濫用。
  
  行業協會最早期的法律合法性形式是歐洲中世紀由封建領主或國王頒布的特許權狀。還以基爾特為例。早在1173年,英國國王亨利二世在授予紐卡斯爾安德萊恩市市民的一份特許狀中,就賦予后者擁有一個Gilda Mercatoria的特權。當然,這一特權確認的是商人行會對其所在城市的商業活動擁有壟斷權(其相應條款為:“除非得到全體市民的允諾,否則除商人行會成員外,任何人不得在該市進行買賣活動”)。而這正是商人行會得以管理城市商業活動的基本前提,因為憑借這一特權,商人行會不僅可以對外來商人和本市的非行會成員施加影響,而且也迫使行會成員在分享權利的同時,必須嚴格遵守行會制定的規章制度,否則將面臨各種懲罰,直至開除會籍(金志霖,1996,pp28,42)。這說明,在有限的市場范圍內,商人行會雖然具備前所分析的社會合法性,但要使其權力更具權威性,還必須得到統治者的法律性支持,盡管這種支持是有代價的。而且這種特權在歐洲大陸一直維持到資本主義現代國家的出現。
  
  最早通過法律形式確認現代商會法律合法性的國家是法國,它于1858年就頒布了有關商會的法律,將商會置于政府的監督和保護之下,并規定了商會的職能。日本也于1890年頒布《商業會議所條例》,又于1902年正式頒布《商業會議所法》(虞和平,1993,pp55)在當代,有關規制社會經濟團體的法律已經成為經濟法體系的一個有機部分。除了制定專門的商會法律外,各國還在有關管理市場的法律,如《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對行業協會的反競爭行為作了相應的規定。
  
  世界各國對社團的法律合法性規制一般采用“預防制”和“追懲制”兩種制度。前者要求公民在成立社團前先向政府申請,得到批準和特許后方能合法化;后者沒有事先申請的程序,但在成立后,政府可根據社團的違法行為對其實施處罰或禁止其活動直至將其解散。但即使在采用后一種制度的國家,許多社會團體一般都事先主動申請政府的認證,因為它們認為,非經政府認證的社團很難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并形成影響(黎軍,2000,pp57)管理
  
  對社團組織來說,法律合法性實際上是對社會合法性的追認和界定。主要包括:對社團性質的規定,如自治性、非營利性、是否區域或行業壟斷性等;對社團功能的界定,如信息提供、行動協調、參與政府政策制訂等;對社團功能實現方式的規定,如議事程序、制定內部規約、仲裁程序、處罰成員違規行為的強制程度等;對社團組織機制的規定,如經費的來源、領導人員及專職雇員的選聘、總分會之間的關系等;對社團違法行為的判定和處罰規定,如反競爭行為的受理和調查、對內部成員的越權管制行為的糾正等。有時,政府還通過法律將原先屬于自己的權力授予社團組織。
  
  二、 描述: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行業組織的生發狀況
  
  要全面而準確地描述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行業組織的生發狀況是相當困難的。一方面,政府行業主管部門(如國家經貿委)和社團行政管制機構(民政部)本身就無法(或不愿)提供綜合分析所需的相關信息;另一方面,現有可查閱的研究文獻,或者大都將行業協會混雜在其他社團組織中一并討論,或者只對行業協會進行了分行業和分地域的討論。因此,本報告這一部分的研究,除了收集分散在政府文件和相關文獻中的零星資料外,還利用了本課題組其他成員的案例研究成果,以及筆者對政府有關部門和一些行業協會的口頭訪問記錄。總之,力求從個案性的描述勾勒整體性的感覺,是筆者的一種歸納性的努力。
  
  1.總量與結構
  
  1.1 全國性行業協會
  
  從總量上看,“截至1997年底,經民政部登記的全國各工業部門(包括部、委、局、總會、總公司)所主管的一級全國性社團組織有406家,除去學會、研究會、基金會和管理性質的協會外,屬于行業協會性質的有208家。”(楊祖功,1999,pp.151)。根據筆者近期對國家經貿委行業協會管理部門的咨詢,得知全國性的行業協會在1999年底已經增至292家。另一種說法是:“從80年代初國家經委組建包裝技術、印刷設備、食品、飼料四個跨部門的全國性行業協會以來,工商領域全國性行業協會(包括行業協會和商會等社會中介組織)已達480多家,其中國家經貿委和委管國家局作為業務主管單位的行業協會325家,占2/3。”(張志剛,2000)。但這些行業協會目前的官民屬性、行業分布、會員數量及其構成情況(如分會組織、會員的“三跨”情況①)均無法獲悉。以下舉兩個由部門管理轉制為“行業管理”的例子。
  
  其一是機械工業。“從1984年成立中國模具協會進行試點,到1986年開始有計劃、有組織推動行業協會的組建工作,現已經形成了一個由27個全國性行業協會組成的,幾乎覆蓋了原機械部歸口管理的所有小行業的協會工作體系”(姚明偉,1998)。其二是輕工業。在1983—1995年13年間,原輕工部歸口管理的22個大類行業與產品已經先后組建了43個行業協會,其中35%(15個)是在1988年以前建立的;在1988年精簡機構后改革的5年里成立的占37%(16個);1993年輕工部改為輕工總會后的3年里成立的占28%(12個),1998年又改為國家輕工業局后沒有新增(戎文佐,1996,p5)。這些行業協會在其管理范圍上,多數仍停留在系統內部,雖然有一定程度的延伸,但由于全國輕工業中80%的企業屬于非國有性質,估計這些由官轉民的行業協會的全國性行業覆蓋面不會超過30%。
  
  總的說來,傳統工業部門所管理的主要是其系統內部的國有企業,覆蓋面狹小,一般都不超過全社會各該行業的企業總數的40%(呂東,1996)。
  
  1.2 地方性行業協會
  
  以上僅僅是由傳統行業主管部門改制而形成的全國性行業協會的大致情況,至于改革20年來全國各地行業協會的建設情況則更加難以掌握。地方的情況大約有三種:一種是由地方各級政府原行業主管部門轉制而來的半官半民性的行業協會;一種則是由鄉鎮集體和私營企業自愿組織起來的地域性很強的行業協會;還有一種已經實行了“三跨”整合的行業協會。以下分別以行業協會發展程度較高的上海和溫州的情況為例。上海市經委系統目前各類社團組織(行業協會、專業協會和綜合性協會)共有70家,其中行業協會61家,共有會員9000多家,行業覆蓋面為55%。有的行業協會通過積極吸納非原系統的企業入會,使覆蓋面基本擴及全行業。如上海醫藥行業協會和中藥行業協會的會員覆蓋率均達到了95%以上(上海市經委,2000)。
  
  溫州市共有市級行業協會(包括同業公會、商會、行業聯合會)76家,其中經委系統15家,工商聯系統14家,科協5家,建設局7家,其余分別歸口交通、郵電、商業、農辦等24個部門;此外市區的鹿城區、甌海區、龍灣區分別有11家、7家和6家行業協會。其中較著名的行業協會,如煙具、燈具、鞋革、服裝等行業協會的會員覆蓋率均接近100%,并都由私營企業組成(張震海,1999)。
  
  2.生成途徑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國行業協會的生長途徑,按照企業的需要和政府機構改革的需要,大體有體制外和體制內兩種:體制外的乃由民營企業自發形成,以期通過行業協會的自律管理和自我服務,求得公平的競爭環境,促進企業的發展。體制內的乃政府轉變職能,由政府行業主管部門組建行業協會,在政府的授權或委托下,承擔部分行業管理職能(陳憲等,1999,p2)。其實還有另兩種生成途徑,一種是體制內外結合型的,一種是應法律規定而建立的。這樣,在我國的經濟轉型期,行業協會就大約有四種生成途徑。
  
  2.1 體制外途徑生成的行業協會
  
  體制外途徑生成的行業協會具有較強的區域性。以溫州為例,燈具商會、鞋革工業協會、服裝商會、煙具協會和眼鏡商會等都是由行業內企業自發自愿組建并根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取得社團法人資格的民辦協會。
  
  企業成立這些行業協會的目的主要為了克服原先的無序競爭狀態。如煙具行業在成立協會之前,一些企業偷工減料、粗制爛造、互相殺價,甚至產品仿冒之風盛行。1991年協會成立之后,經市政府同意,協會可行使企業審批、產品質量檢測、制訂最低保護價以及新產品維權等權利。目前協會共擁有260家會員,其中鹿城區會員占了70%。協會真正發揮作用是從1993年開始。10年來,隨著公平競爭環境的形成,溫州煙具(主要品種為防風打火機)業進入了高速發展的軌道。現在,年產值已近20億元,其中出口占70%,占世界打火機市場份額75%,占國內市場份額約90%。已經發展成為繼日本、韓國、臺灣后世界又一個打火機生產基地,并迫使前三者日趨衰落,由最大的打火機輸出國轉為進口國。在產品質量上,國家級質量抽測合格率由1994年的59%上升到1998年的83%(溫州煙具協會,1999)
  
  根據國家經貿委于1997年印發的《關于選擇若干城市進行行業協會試點的方案》的通知,上述四家協會都被溫州市政府列入該市的試點協會(共7家)。可見,體制外生成的行業協會已經得到各級政府的廣泛承認。
  
  這類行業協會在合法性的取得上,顯然是首先具備了廣泛的社會合法性,然后才取得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的(據了解,溫州自發性的行業組織模式的生發初期,在政府決策層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論)。這一點與下文將討論的體制內和法律途徑生成的協會組織正好是相反的。
  
  2.2 體制內途徑生成的行業協會
  
  通過分解和剝離政府行業主管部門,自上而下地培育行業協會,是政府近20年來從未放棄過的努力。這種努力主要來源于兩種需要。一是從計劃經濟下的部門管理轉向市場經濟下全行業管理的需要,一是政府機構改革和轉變職能的需要。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對行業的管理是條塊分割格局下的部門管理,即各級政府都建立專業經濟部門,直接擁有和管理自身系統或“條條”內的國有和集體工業企業。這種管理體制的最顯著特征是部門和地方之間缺乏橫向的聯系,給資源的橫向重組造成極大的障礙。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地方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逐步壯大,但卻始終游離在部門系統之外,政府的產業政策難以向系統外企業擴散。而由于系統所管轄的企業在全行業中的覆蓋面逐步縮小,使得傳統的主管部門不但無法對全行業進行管理,而且還可能成為原系統內企業利益的代言人,使產業內的市場競爭環境扭曲。尤其是“投資饑渴癥”的作用,造成了產業內大量的重復建設和無序競爭。因此進入90年代以來,在競爭性產業領域,部門管理體制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需要建立一種新的行業管理或治理機制,以適應發生了本質變化的微觀經濟運行結構。
  
  但由于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和資本投資的市場化,重建部門管理體制已不可能。因此轉變政府職能,縮小和重新劃分政府直接管理競爭性產業的權限就成為政府決策層的理性選擇。借助國外的成功經驗,組建行業協會,轉移政府部分管理職能和分流政府官員,并通過行業協會協調各種利益主體,重建行業內部以及政府與企業間的信息交流系統就成為一種可行的制度選擇。而且這種選擇,到了90年代末,已經成為一種必然的不可逆的趨勢。從國家經貿委于1997年印發的《關于選擇若干城市進行行業協會試點的方案》和1999年印發的《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工商領域協會的若干意見》(試行)中,我們不難看出政府實現這種選擇的努力。
  
  例如上述《方案》對試點行業協會的性質和地位、行業協會的職能及其來源作了如下表述:
  
  “行業協會是社會中介組織和自律性行業管理組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業協會應是行業管理的重要方面,是聯系政府和企業的橋梁、紐帶,在行業內發揮服務、自律、協調、監督的作用。同時,又是政府的參謀和助手。”
  
  “在試點中要重點明確試點行業協會的六條職能:1。根據行業特點,制定本行業的《行規行約》……;2。對本行業新辦企業申報進行前期咨詢調研……;3。參與制定、修訂本行業各類標準工作……;4。進行行業內部價格協調……;5。按照本行業實際要求,加強行業統計工作……;6。受政府或有關公司委托對行業內重大的投資、改造、開發項目的先進性、經濟性、可行性進行前期認證,并參與項目責任監督。組織國內、國際間行業技術協作和技術交流……。”
  
  以上職能的明確和落實有以下四條途徑可作參考:“一是由試點城市政府或經濟主管部門通過制定有關文件和政策,明確授權給試點行業協會。二是由試點城市政府或經濟主管部門用委托的辦法,委托給試點協會,經過一段實踐后再認可。三是由政府經濟主管部門或改革領導機構牽頭,會同專業經濟管理部門(或公司),實施試點協會職能的轉移和落實。四是政府專業經濟管理部門(或公司)在改制過程中,把需分解給試點協會的職能,報政府有關部門批準后正式移交給試點協會。”
  
  而上述《意見》對建立“三跨”性質的更大范圍內的工商領域協會的性質及其培育發展的原則和職能作了更明確的表述:
  
  “工商領域協會是以有關企業事業單位和行業協會為主要會員、依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自愿組成的自律性、非營利性的經濟類社會團體法人;是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橋梁和紐帶,通過協助政府實施行業管理和維護企業合法的權益,推動行業和企業的健康發展。“
  
  “工商領域協會培育、發展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是:工商領域協會的設立要遵循有關法律法規同一協會在一個區域內不重復設立的原則;堅持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事業單位自愿自主參加(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的原則;堅持自立、自治、自養的原則。”
  
   “工商領域協會的職能大致分為三類,即為企業服務的職能;自律、協調、監督和維護企業合法權益的職能;協助政府部門加強行業管理的職能。”(具體17項職能從略,但其中有9項屬于第三類;6項屬于第一類;只有2項屬于第二類。)
  
  由此可知,在某種程度上,上述兩個法規性文件奠定了未來有關行業協會或商會專門法律的基礎。但是,這兩個文件對已有的脫胎于傳統部門的全國性行業協會與地方性行業協會之間的關系(是總、分會關系擬或會員關系)沒有明確。這就有可能出現全國性行業協會“空心化”的趨勢,因為地方壟斷性的行業協會完全可以獨立于全國性的工業協會而存在,全行業整體利益的信息和協調鏈就必然是斷裂的。其次,這兩個文件側重強調的是行業協會為政府提供輔助作用的功能,對自治性行業協會的集體協調功能重視不足。而實際上,正如本文理論部分所闡述的,懲罰性基礎的協調功能,是行業協會發揮其他功能的一大“法門”。再次,政府過多地轉讓其原有的合理或不合理的管制職能,一方面在公共財政補貼不足的情況下,有可能增加行業協會的成本負擔,另一方面則可能使本應取消的某些政府管制權得到合法延續,而這恰恰是與協會會員企業的利益背道而馳的。因此政府權力和職能授予的社會合法性還有待協會新老個人和團體會員的承認,并非政府一廂情愿的事情。
  
  本課題分報告之五《環境和行業協會命運的變遷---一個轉軌經濟中行業協會的故事》所介紹的成立于1990的“中國工程造價管理協會”就脫胎于政府建筑業管制部門。它的功能構造極為適當地體現了政府不當管制權的轉移。
  
  而本課題分報告之二《“中電聯”與中國電力工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實踐》所介紹的“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則始建于1988年原電力部合并到新成立的能源部后,但一直以政府事業單位的方式運作,直到1998年再次撤消電力部后,才經社團法人注冊完成了體制內脫胎的過程。
  
  這類協會組織的社會合法性顯然不如體制外生成的協會組織,它們是通過政府授讓權力而取得行政合法性在先,然后在運作過程中有可能逐步擴大其社會合法性,盡管其難度比立法途徑產生的協會組織要大的多。
  
  2.3 體制內外結合型的行業協會
  
  這一類型的行業協會既是在政府的直接倡導和大力培育,又是在各類相關經濟主體的自愿加入的基礎上產生的。由于同時具備了行政合法性和社會合法性,這類協會組織在建立公平競爭環境、維護經濟個體利益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本課題分報告之三《關于義烏市小商品市場中社會中介組織的調研報告》提供的兩個案例就生動地描述了這一制度創新的故事。
  
  享譽中外的浙江省義烏市“中國小商品城”作為一個綜合性大型工業小商品批發市場,具有交易商品種類繁多且低值易耗、交易客商眾多分散并常年交易、單次交易規模不大但反復頻繁交易等基本運行特點。顯而易見,這樣一些運行特點決定了在市場發育成長過程中,商業信譽必須處于最為優先的地位,對商品價格、質量和品牌的要求成為關系義烏市場生死存亡的關鍵。但是與此同時,上述市場特點又決定了對這三者的管理難度極大。針對市場培育、成長中的難題,義烏市政府及有關職能部門,尤其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制定了各種政策,采取了種種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在市場組織和管理方面大力培育和發展自律性社會中介組織,通過發揮這些專業或行業組織的相應職能,緊緊圍繞價格、質量和品牌三者規范市場活動微觀主體的行為,取得了較為理想的效果。在這些社會中介自律性組織中,行為最為典型,影響和作用也最大的是“義烏市個體勞動者協會”和“義烏市保護名牌產品聯合會”。
  
  義烏市個體勞動者協會(以下簡稱個體勞協)早在1985年義烏小商品市場還處于導入成長期時就應運而生,市場中的個體勞動者紛紛參加。后經1991年底召開的代表大會并修改章程,個體勞協在工商管理部門的指導下,逐步在組織建設、制度建設、工作職責和會風會貌等方面實現了規范化。十多年來,個體勞協不斷成長壯大,成為義烏市商品市場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隊伍。例如,僅中國小商品城個體勞協分會就有會員47,200余名。
  
  義烏市保護名牌產品聯合會成立于1995年,聯合會的宗旨是:聯絡企業、溝通信息、聯手打假、共同扶優護牌,促進市場繁榮和競爭有序。聯合會會員由個人會員和團體會員組成,會員隊伍不斷擴大。至今,企業團體會員已達146家。
  
  
  
  這類協會組織具備最完美的合法性結構,它們幾乎是同時取得行政的、社會的和法律的合法性,因此它們在實際運作過程中,與政府和成員企業之間的摩擦程度可能是本文所討論的各類協會組織中最小的。
  
  2.4 法律授權產生的行業協會
  
  通過立法途徑產生或事后確認的行業(職業)協會,在我國為數不多。目前主要有“注冊會計師協會”(《注冊會計師法》,1994年1月)、“律師協會”(《律師法》,1997年1月)、各類體育運動協會(《體育法》,1995年8月)以及本課題分報告之四《協調與信譽約束:中國證券業協會的自律監管及其演進》中所介紹的“中國證券業協會”(《證券法》1999年7月)。法律對這些行業組織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具體規定:
  
  l 關于性質和地位。法律規定為行業(職業)的自律性組織和社會團體法人。
  
  l 關于設置。在設立全國性的協會組織的同時,還可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甚至更低一級的地方行政區(如是設區的市)設立地方性協會組織。但全國性和地方性的協會組織的關系,法律未作詳細規定。
  
  l 關于入會。法律一般都使用“應當”、“必須”的字眼規定行業成員強制性入會。還有的規定加入地方協會的成員,同時也是全國性協會的會員(《律師法》第39條)。但對于沒有以法加入行業組織的社會成員如何處理,法律則沒有進一步規定。
  
  l 關于協會章程。法律一般都規定由會員大會制定,同時必須報各級政府相應行業主管部門備案。
  
  l 關于具體職責。一般為立規、教育、服務、維權、監督、檢查、調解、協調和處罰等。
  
  由于這些協會組織在法律出臺之前就已經存在(如中國證券業協會就是在1991年8月28日,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并注冊成立的),同體制內生成的那些協會組織一樣,它們實際上是先取得行政合法性(政府主管部門同意),然后再通過立法和社團登記取得法律合法性的。至于社會合法性的程度,雖然通過強制入會具備了廣泛覆蓋面的基礎,但最終還取決于政府干預程度的變化和組織本身的運作水準。中介性的職業化市場雖然受進入的管制,但市場結構本身卻屬于完全競爭性的,而且競爭的程度絲毫不亞于最終消費品市場的競爭,因此從業個體和企業對協會組織的需求強度也不亞于最終消費品的市場提供者。這是此類行業協會擴大其社會合法性的根本基礎。
  
  3.組織與行為特征
  
  由于生成的途徑和合法性結構不同,上述各類行業協會的組織行為方式也必然會有差別。本小節將從協會合法性的獲得程序、協會領導人的產生、協會經費的來源、實現協會功能的組織方式等方面討論它們與政府和會員之間博弈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組織行為特征。另外還將探討這些協會組織之間可能出現的相互整合趨勢。
  
  3.1協會合法性的獲得和喪失
  
  在第一部分的理論分析中,我們已經討論過了一個行業協會如何從社會和法律獲得其合法性的問題。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一個經濟性社團組織只要具備相當程度的社會合法性,并依據法律登記注冊后,即可在法律的監督和保護下獲得其公開活動的自由和權利,也即成為一個真正自治意義上的民間組織。但正如高丙中先生從我國社會團體近20年來的形成發展過程中所觀察到的,中國的社團組織除了從社會和法律獲得合法性外,還必須同時取得歸口行政機構的認可和被證明“在政治上正確”,方可最終取得合法的身份。本小節將從梳理現有社團法規出發,考察我國行業協會通過整合性的法律合法性獲得其正當地位的制度安排。
  
  在具體考察之前,我們有必要增加對“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概念的交代。
  
  社團的行政合法性在于某一級單位(可以是行政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的政府和準政府權力機構)的領導以某種方式(允許、同意、支持或幫助)把自己的行政合法性讓渡或傳遞過來。他們的承認往往延伸為參與。如果社團組織者本身就是相當級別的行政領導,那么這種社團就具有天然的行政合法性。哪怕它實際上并不具有法律合法性,它也能夠在單位內部和單位的有效影響范圍構成的社會空間里開展活動。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社團管理是以單位為基礎的行政體系的延長。尤其是大量社團的發展長期以來一直取決于對單位資源的利用(高丙中,2000)。可以說,上述絕大多數體制內生成的行業協會,直到1990年代末期,都主要是依據這種方式取得其行政合法性的。至于體制外生成的民間社團,在最終取得法律合法性之前,因各級行政部門的需要而得到行政首長的承認也具有很強的實際意義,這意味著它們能夠在更大的范圍和空間里開展公開活動。
  
  社團的政治合法性指的是社團自己訂立的宗旨及其表達,因得到單位黨委系統的接受而獲得的另一種實質性的合法性。也就是說,一個社團要找到掛靠單位,必須滿足該單位黨委系統對其政治規范(如不能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檢驗。這一點對于尚不具備法律和行政合法性的民間社團來說尤其重要。因為積極有效地生產“政治上正確”的共識,往往可以使它們免于被行政和執法部門的追究。
  
  1996年和1998年可以被視為我國社團組織取得合法性道路上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在這兩年中,我國政府為了促使社團滿足充分合法性的要求,通過法規建設,將法律合法性設計為整合上述三種合法性的核心。
  
  根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1998年10月),要求社會團體在獲得法律合法性的同時,也要求(或保證)它們具有政治的、行政的和社會的合法性。如《條例》第9條即要求擬議中的(或重新登記的)社會團體,必須經過其業務主管單位的審查同意,才有資格獲得登記管理機關(即民政部門)的申請批準。這實際上表明社會團體要先經過政治和行政合法性的檢驗。而《條例》第10條則規定社會團體必須擁有一定的資源和民事能力(如相當數量的會員、固定的處所、合法的資產和經費來源、3-10萬元的啟動和活動資金)。這一條規定,使得那些新老民間行業協會和那些限期與原政府主管部門“政社分開”的各種掛靠社團或單位社團面臨取得社會合法性的問題。因為上述各種條件的獲得都意味著必須取得相關社會大眾的承認,否則就缺乏正常活動的資源基礎。
  
  將政治和行政合法性獲得程序規定的更具體的是《關于加強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辦發[1996]22號),正是這個法律性文件建立了我國民間社團組織實行歸口登記和雙重管理的體制,即業務主管單位負責“審查申請登記,思想政治工作,黨的建設,財務活動,人事管理,對外交往和接受資助等”,登記管理機關(即民政部門)則負責“研究制定有關政策法規并組織實施,登記審批,指導、監督民間組織的活動,查處違法違紀行為。”值得強調的是,該文件賦予業務主管單位負責“思想政治工作,黨的建設,財務活動,人事管理、對外交往和接受資助等”的權力,在《條例》中并未得到正式表達。
  
  另外根據民政部高級官員的解釋,所謂行政主管部門的審查申請登記,“包括對成立申請登記和變更、注銷申請登記的審查。也就是說,你可以同意成立這個社團單位,也可以審查后不同意他們的申請。對已經成立的社團,在經過一段時間后,業務主管單位管理該社團的活動超越了本部門的職能范圍,或因機構改革,業務主管單位已經不再具備原來的管理職能,或該社團不接受業務主管單位的指導監督和管理等,業務主管單位可以向登記管理機關提出不再作為該社團的業務主管單位。在規定時間內,該社團如找不到業務主管單位,登記管理機關將按照《條例》的規定,以該社團不再具備成立條件予以注銷。”(徐瑞新,1998)。這再次說明行政合法性對一個協會社團,尤其是自發性產生的民間協會組織在新的制度環境下的重要性。
  
  業務主管機關減少自己在審批和日常管理社團過程中的責任風險,主要是靠對社團領導人的選擇(下面展開討論)和在社團內建立中共黨組織來實現的。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和民政部《關于在社會團體中建立黨組織有關問題的通知》(組通定[1998]6號),對那些由國家確定其職能、編制,核撥經費,工作人員按國家公務員管理的社團組織,“其常設辦公機構專職人員中凡有正式黨員3人以上的,應建立黨的基層組織。社會團體建立黨組織,由其業務主管部門或掛靠單位的黨組織審批。”當然,黨組織對社團負責人負有監督的責任。這也說明,與行政合法性紐合在一起的政治合法性,對一個由體制內生成和轉化過來的協會組織的發展和活動,具有與行政合法性同等的重要性。
  
  就體制內途徑產生的行業協會而言,其社會合法性顯然不如體制外生成的協會組織。它們是通過政府授讓權力而取得行政合法性在先,然后在運作過程中有可能逐步擴大其社會合法性,盡管其難度比立法途徑產生的協會組織要大的多。總之,這類行業協會作為目前國內行業協會的主體,如此嚴格的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審查制度,足以使得其社會合法性難以真正發揮功能,而社會合法性的減弱,又直接危及協會組織的資源基礎,從而使轉型期行業協會組織的生發處于一種尷尬的兩難境地。
  
  而體制外產生的行業協會在合法性的取得上,顯然是首先具備了廣泛的社會合法性,然后才取得行政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的(據了解,溫州自發性的行業組織模式的生發初期,在政府決策層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論)。
  
  體制內外結合產生的行業協會具備最完美的合法性結構,它們幾乎是同時取得行政的、社會的和法律的合法性,因此它們在實際運作過程中,與政府和成員企業之間的摩擦程度可能是本文所討論的各類協會組織中最小的。
  
  由立法渠道產生的行業協會,由于它們在法律出臺之前就已經存在(如中國證券業協會就是在1991年8月28日,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并注冊成立的),同體制內生成的那些協會組織一樣,它們實際上是先取得行政合法性(政府主管部門同意),然后再通過立法和社團登記取得法律合法性的。至于社會合法性的程度,雖然通過強制入會具備了廣泛覆蓋面的基礎,但最終還取決于政府干預程度的變化和組織本身的運作水準。中介性的職業化市場雖然受進入的管制,但市場結構本身卻屬于完全競爭性的,而且競爭的程度絲毫不亞于最終消費品市場的競爭,因此從業個體和企業對協會組織的需求強度也不亞于最終消費品的市場提供者。這是此類行業協會擴大其社會合法性的根本基礎。
  
  3.2 協會領導人的產生
  
  協會領導人的產生是協會內部民主及協會社會合法性程度的體現,只有經過民主程序,由會員自愿推選出來的協會領導,才具備足夠的威信,才能有效的開展工作。
  
  雖然現有的相關法規,如《社會團體章程示范文本》(1998)規定社團組織領導人應由各社團理事會2/3以上理事推舉并表決產生,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上文已經說過,我國對民間組織實行的是歸口登記和雙重管理體制,業務主管單位除負責審查申請登記,思想政治工作,黨的建設,財務活動,對外交往和接受資助外,還要負責協會性社團組織的人事管理。關于社團組織的人事管理,國家民主部領導人作了進一步的解釋:“社團秘書長以上以上領導人選要經過業務主管單位考核推薦,然后由會員大會或理事會民主選舉。社團領導人的調整、撤換,業務主管單位有權提出意見,最后由社團民主程序決定”(徐瑞新,1998)。據此,由我國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傳統可知,社團組織領導人的產生,業務主管部門的影響作用是決定性的,盡管這一制度有可能削弱社團組織的社會合法性。
  
  具體到行業協會領導人的產生,上述人事制度的實際作用則應行業協會生成途徑的不同而不同。在自發性的行業協會和體制內外結合生成的行業協會,領導人大都由協會成員公選產生,一般都是行業內最有威望的企業家或業主,其業務主管部門對此只是給予認可而已。
  
  而由體制內轉化而來的行業協會,尤其是全國性的行業協會,其初期掛靠主管單位時的領導人,一般皆由主管單位的有關部門官員直接擔任自不待說,即便之后取得社團法人資格后,其領導人的產生也基本由主管單位領導說了算,大都安排那些離退休的或機構改革分流出來的干部走馬上任。不僅如此,據調查,某些自發性生成的行業協會,如果想以集體會員或專業委員會身份加入全國性行業協會,其會員公選出來的領導的合法性,甚至有待總會領導機構的承認。中國足球協會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其中上層干部都由國家體育總局的人才交流中心培訓后,再由國家體育總局從中挑選任命(黎軍,2000)。
  
  至于立法渠道產生的行業協會,可能在初期大都由業務主管部門來推薦和任命,后來情況會發生變化,該由會員民主產生。如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在1986年建立初期,其組成人員皆由司法行政機關的人員擔任;而到1995年,第三屆律師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協會領導人都是職業律師,沒有一個行政機關的官員(黎軍,2000)。
  
  3.3 協會經費和收入的來源和使用
  
  行業協會是非營利性的組織,它所能籌集到的經費和開展章程規定的活動所取得的合法收入必須用于協會的合法業務活動,在協會被解散和清算前,協會所剩余的經費和收入不能在其成員間進行分配。現有的法規,只對全國性的社會團體的經費和收入來源作了規定。這些來源包括會費收入、國內外捐贈、有償服務收入、政府部門資助以及其他合法收入。
  
  關于作為協會主要收入來源的會費收繳標準,《民政部、財政部關于社會團體收取會費的通知》(民社發[1992]27號)一方面規定社團收取會費的標準,應由社團理事會或常務理事會通過,另一方面卻又同時規定了全國性社團收取會費的標準,作為主管部門審核的依據。具體標準如下:
  
  普通的個體會員年度費用不得超過10元;企業團體會員的年度會費按其自有資金額度繳納,分為以下四檔:500萬元以上的不得超過300元,1000萬元以上的不得超過500元,2000萬元以上的不得超過1000元,5000萬元以上的不得超過2000元。
  
  而且據說協會收取會費,還必須上繳稅收。(陳勇慧,2000)這種受限制的而且明顯偏低的會費標準,雖然可以減輕會員的負擔和有效控制社團組織的發展規模,但肯定會不利于社團組織有效開展活動,和為會員提供優質而豐富的服務。
  
  一方面,會費標準長期得不到調整,另一方面,政府機構改革力度的加強在加大對行業協會人員分流的同時,又對行業協會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就迫使大多數行業協會尋求正規會費收入以外收入渠道,以勉強維持協會的日常開支。
  
  收取有償服務費以外的營利性收入,一般而言是違背社團組織的非營利性質的。但由于大多數協會組織會費收入偏低,而又無法通過為會員提供滿意的服務取得足夠的收入,政府現行的收費政策只好放松了協會組織開展營利活動的限制。例如,民政部負責人在解釋民間社團非營利性問題時強調說:“非營利性并不等于不營利,非營利性組織和營利性組織的根本區別不在于是否營利,而在于對獲得的收益如何處理。”,因此“民間組織不得從事營利性經營活動,僅指民間組織本身而言,民間組織為了生存和發展,可以投資設立企業法人,可以設立非法人的經營機構。”(徐瑞新,1998)他的這一解釋同時肯定了《關于社會團體開展經營活動的通知》(民社發[1995]14號)的有效性。
  
  這種制度安排及其解釋,對民間社團的非營利性很難自圓其說。其一,民間社團的資金本來就捉襟見肘,不可能有更多的資金投資設立企業法人。果真這樣做,很可能向其成員企業圈錢,從而很難保證經營收入不向成員企業分配;其二,盡管協會組織下屬企業不公開以協會名義開展經營活動,但其業務范圍及供銷渠道很難不與協會成員企業的經營活動相關聯,不是增加了成員企業的競爭對手,就是通過協會的權威使成員企業情愿和不情愿地向協會轉移收入;其三,在協會下屬企業的治理結構中,協會領導必將以董事或主要經營者的身份出現,這時,他們的功能角色會出現混亂,而且在指揮企業經營活動過程中,很可能會自身強化其“企業家”的功能,從而自覺不自覺地削弱其組織提供非營利性服務的功能。其結果,將使人難以判斷社團組織的營利或非營利性質。
  
  當然,上述各種問題,大多發生在體制內轉型而來的行業協會中。這些行業協會在相當長時期內,主要是為其母體政府機構服務的。這種現實的功能定位,不但政府難以給以足夠的經濟支持,企業也不愿向協會投入過多的資源。因此資源的不足部分只能指望政府放松其營利性活動的限制。
  
  相反,對體制外生成的行業協會來說,其功能定位主要是向成員企業提供有效服務。盡管上述會費標準對“純”民間協會同樣有效,但民間協會與其成員企業之間往往能通過制度外的方式解決協會資源不足的問題。例如溫州地區的大多數行業協會就從來不會為經費問題所困擾,它們決不會因為需要去管理下屬企業而削弱其作為協會生存根本的服務和協調功能。
  
  當然,還有值得一提的是,由體制內生成的行業協會,在脫離行政母體很長一端時期內,不但經費主要仰仗后者的支持,而且從母體分流出來的協會工作人員還繼續保留行政的或直屬事業單位的工資待遇和編制。這種過渡狀態很容易從各主管部門“催生”協會的各種文件中得到證明,同時這種做法也得到了中央和國務院的確認。
  
  3.4 功能實現機制
  
  正如以上各小節所描述的那樣,行業協會生成途徑的不同,不僅會使其在合法性獲得、領導產生以及經費來源等方面產生差異,也必然將導致其功能實現方面的不同機制。在這一小節,我們將在本課題四項案例研究的基礎上,對不同生成途徑的行業協會為實現其功能的組織行為學特征做相對的抽象,進而提出我國目前行業協會行使其功能的四種行為模式,即政府管制功能的延伸、政府與社會的合作、有效的行業自治、組織化的多邊信譽約束。
  
  案例一、“中國工程造價管理協會”: 政府管制功能的延伸(鄭新業,2000)
  
  成立的背景。管制經濟學把治理因負內部性而產生的市場失靈的政府管制稱為一種“社會性”管制,它的功能主要是在一些信息高度不對稱產業和市場上,要求信息優勢者(一般是企業)最大限度地披露交易信息,以保護信息弱勢者(一般是用戶和消費者)的生命和財產免受額外的損失。建筑業作為一種社會性管制的對象,在我國目前是受政府管制最嚴格的產業之一,集中表現在建筑產業各個環節的價格都由政府確定,供給方和需求方在價格上的選擇余地都很小。為了制訂從勘察、設計到施工、裝飾再到機電產品、智能化大廈等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就需要專門的人員來收集資料,并測算各種數據,制定定額。這些工作原來都由國家建設部和地方的各級建委負責。在每一項工程中,先是由建設單位籌集資金,選擇設計單位,由設計單位按照建設單位的意圖來設計圖紙;然后,建設單位向社會有投標資格的施工企業招標,各個施工企業組織本單位人員做出標書。標書的核心內容是價格,而制訂投標價格的依據是由建設部定期分布的“定額”。能否中標的關鍵在于價格,企業選擇的余地上下不能超過建設部“定額標準”的5%,以致于中標能否成功的關鍵已經轉到了非價格因素方面。
  
  這種嚴厲的價格管制,伴隨著高度尋租性的建筑施工企業的資質審批,和建筑企業地域性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使業主的選擇權受到嚴重損害,從立項、勘察、設計到施工、監理、驗收,再到核算、支付等所有的環節中,業主的選擇余地都非常小。從而造成建筑行業技術進步緩慢、腐敗叢生和建筑質量嚴重下降的低劣績效。
  
  在上述背景下,建筑主管部門面臨著來自各個方面的要求改革的壓力,尤其是要求將部門管理改成行業管理,政府機構改革也要求將大量過去由政府擁有的職能交給社會。“中國工程造價管理協會”(以下簡稱CECA)于1990年的成立就是上述壓力下的反應。當然,CECA的成立還反應了建筑產業的專業性質。建筑產業涉及的產品、工藝和技術千千萬萬,如何度量建筑產業的確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工作,因此,CECA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組織行為。通過對CECA章程的,我們不難發現體現于CECA協會領導產生方式、資金來源、主要功能、以及與上級主管單位之間的關系等方面的組織行為特征。
  
  協會的領導產生方式和工作人員來源。結合實際調查,我們發現大多數CECA的領導和職員來自建設部系統,屬于建設部的干部編制。1999年中央國家機關改革之后,CECA的組成人員退出了國家公務員系列,但其待遇比照建設部的國家公務員;另外,CECA的組成人員和建設部的公職人員之間的轉換非常容易,一切視需要而定。協會的理事長通常由在職的建設部較高級官員擔任。理事長并不負責日常工作,具體業務由協會的秘書長承擔。理事長和秘書長都由建設部推薦任命,并對建設部負責。
  
  協會的主要功能。CECA的主要工作是受建設部委托,承擔工程造價咨詢行業和造價工程師執業資格及職業教育等具體工作。這是該協會的核心任務。第二項職能是,研究制訂行業標準,并推動實施。三是在國內工程造價咨詢活動中,維護和增進會員的合法權益,協調解決會員和行業的有關問題材,受理關于工程造成價咨詢執業違規的投訴,配合行政主管部門進行處罰,并向政府部門和有關方面反映會員單位和工程造價咨詢人員的建議和意見。四是研究工程造價管理體制的改革。行業發展,行業政策,市場準入制度及行業規范等理論與實踐問題;上述四項職能構成了該協會的中心工作。對照成熟市場經濟中的行業協會的職能,我們就會發現其“轉軌經濟”的特征。它的核心工作體現了它的政府主導型協會的特征,其權利來源于政府,服從于政府,接受政府的領導等。
  
  協會的資金來源。CECA的章程中專門討論了收入來源。從我們掌握的情況看,CECA是一個較為富裕的事業單位。但其主要收入來源不是會費,而是其“在核準的業務范圍內開展活動或服務的收入”,也就是組織造價工程師執業考試及從事相關業務所獲得的收入,這部分收入大概占到了該協會總收入的90%,甚至更多。由此可知,如果沒有了執業資格考試,CECA就喪失了最大的資金來源。這種收入結構從某種程度上決定了CECA對未來變革的態度,甚至可以說也決定了未來的命運。
  
  協會的性質。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發現,其實CECA的全部活動都由建設部控制,一切工作和業務均服從建設部的安排。所有這些都表明該協會只不過是建設部的一個附屬機構。盡管它也客觀從事了一些行業協會所從事的工作,但主要還是代表建設部對工程價格進行管理,主要體現了建設部的意圖。它在代表會員的利益方面難以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其性質至多算半個機關,半個協會,它離真正的行業協會還有很長一段路程要走。
  
  
  
  綜上所述,“中國造價工程師管理協會”是一個典型的政府主導型協會,具備一切政府主導型協會的特征。它的組織行為基本上體現了其主管部門對建筑市場的政府管制功能的延伸,而且由于這種延伸實際上保留了政府對建筑市場的一部分不當管制,本質上與行業協會的一般功能相去甚遠。一旦原有的政府管制功能被解除,那么CECA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合法性和生命力的危機。這恐怕也是其他體制內生成的行業協會即將面臨或已經面臨的困境。
  
  案例二:“義烏市保護名牌產品聯合會”:政府與社會的優勢互補(羅仲偉,2000)
  
  生成背景。18年來,浙江省義烏“中國小商品城”歷經四次易址、七度擴建,發展成目前規模宏偉的現代化大型工業消費品批發市場,擁有營業面積50多萬平方米,商位2.6萬個,門店2000余間,經營的小商品有28個大類3萬多種。目前擁有常年經營者7萬余人,每天的人流量15萬人次,每天運出貨物3000余噸,資金吞吐量近5億元。自1991年起,中國小商品城成交額已經連續九年位居全國數萬個批發市場之首。1999年,成交額達175億元,是名副其實的“華夏第一市”。
  
  那么,除了浙江人的勤勞和經商天賦,是什么使義烏人創造了這一經濟神話呢?
  
  眾所周知,集貿市場上的商品,常常伴隨著兩個壞名聲:一是假冒,二是偽劣。義烏市小商品市場上的商品同樣不能避免。過去,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為首的政府各市場管理職能部門在打擊假冒偽劣商品方面并沒少花費力氣。可是,面對諾大個市場,僅僅依靠少數幾個市場執法人員憂如杯水車薪,打擊、整治的效果始終不夠理想。為此,義烏市工商管理部門曾經大膽地進行管理創新,他們對市場攤位推行了顧客監督、自我監督和相互監督的辦法,借助掛牌管理,使經銷假冒偽劣商品,敗壞市場名聲的人名譽掃地,抬不起頭來。但是,伴隨越來越多的名牌大企業以及著名品牌以不同方式進入義烏小商品市場,上述管理方式也日益顯現出其局限性,這就是重視場內監督而無法場外監督、強調事后監督而缺乏事前監督、側重銷售監督而難以生產監督、有利個別監督而組織監督不足,這就需要在更高的層次上形成范圍更廣、內容更多、規模更大、打擊力度更強的長期有組織的反假冒偽劣活動。
  
  義烏市政府把目光再次聚集到社會中介組織,1995年,在“義烏市個體勞動者協會”成立10年后,義烏市保護名牌產品聯合會隆重成立,其宗旨是:聯絡企業、溝通信息、聯手打假、共同扶優護牌,促進市場繁榮和競爭有序。聯合會會員由個人會員和團體會員組成,會員隊伍不斷擴大。至今,企業團體會員已達146家。全國20余個省、市、自治區的許多名牌企業,都是聯合會團體會員。
  
  功能與作用。從實踐看,聯合會的基本職能和作用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廣泛開展宣傳引導消費,逐步形成市場名優商品的導向機制
  
  積極配合工商管理部門發揮行政優勢,不斷加大名優產品的宣傳扶持力度,將有關法律法規與聯合會成員企業形象和名優商品的宣傳緊密地結合起來。例如,聯合會從有限的會員費中拿出50%以上用于各種宣傳。再如,在本地各種媒體上開設專欄介紹聯合會企業及其產品;宣傳《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浙江省查處生產和經銷假冒偽劣商品條例》等有關法律法規及聯合會的章程。在市工商局《工商行政管理簡報》上不定期刊登聯合會企業打假動態。據不完全統計,僅1999年5月至2000年4月的一年時間里,在省、市級級各種媒體上刊登了打假案例和宣傳聯合會企業形象的報道2330余篇。
  
  聯合會還在賓王市場設立平均每個企業3.5平方米的大型企業形象廣告牌,在中國小商品城設立兩臺兩柜(閃光臺、爆光臺和名牌產品展示柜、假冒偽劣商品展示柜)。在每年一次的中國小商品博覽會上優先落實安排聯合會展臺。
  
  (2)深入開展聯手打假活動,保護包括聯合會成員在內的所有企業和經營者的合法利益。其具體經驗和做法是:
  
  建立并加強“橫向與部門”、“縱向與企業”聯手打假協作網絡。“橫向”,聯合會與公安、技術監督、衛生防疫、商品檢驗等有關執法部門保持聯動;“縱向”,聯合會與會員企業保持密切聯系和信息溝通。這樣,形成了一張縱橫交錯的打假聯動網絡。做到 “信息通、情況明、反應快、力度強”。政府職能部門、企業和聯合會之間,上下左右互相配合、積極支持,形成打假合力。
  
  建立并加強“市場內抓攤店,市場外抓專業街、專賣店”的規范經營、專項檢查和整治機制。在中國小商品城2.6萬個攤位中,實施了“無假冒攤店、無假冒商品”和“文明攤位”、“消費者信得過攤店”等評比為主題的創建文明規范市場活動。對全市1000余家專賣店和總代理、總經銷進行重點整治,經過嚴格審核,實行“核發許可證制度”,經營者接受廠方和消費者的雙重監督,有效地遏制了假冒商品流入和流出市場。
  
  聯合會還聯合個體勞動者協會,從聯合會企業、消費者信得過企業攤店和市場名牌經銷商中推選人員組成“百名保護名牌產品義烏協查員”隊伍。這支隊伍具有與自己利益相關度高,打假熱情高,熟悉廠家商品,善于辨別真偽的特點,為工商執法提供了更多更準的案源信息。
  
  大力推動對假冒偽劣案件的查處工作。聯合會以極大的熱情和認真負責的態度對待保護名牌工作,始終把保護名牌工作作為自身工作的核心內容。僅1999年5月至2000年4月底止的一年時間里,共計查處涉及聯合會成員企業的假冒偽劣案件386起,罰沒款294.9萬元,案值1242.6萬元,查扣實物15,768件(箱),假冒商標標識21萬余張,內外包裝箱(盒)39.3348萬臺(套)。特別對聯合會企業實行“優先查處,加大力度”的措施,對保護聯合會成員企業的利益不受侵害直到了良好作用,受到企業的好評和信賴。
  
  (3)不斷增強與聯合會成員的聯系,加快信息的交換和對信息的利用效率 聯合會成立后,會員從少到多,聯系從無到有。聯合會秘書處與各成員企業的聯系從末中斷過,特別是企業打假人員將聯合會當成自己企業的一部分,把聯合會工作人員當成是自己企業的人。平時互通情況,打假時協同作戰。成員企業將要求鑒定真偽的報告及時處理及時發送,為案件處理工作贏得了時間,爭得了主動。
  
  聯合會除每年召開一次會員大會匯報工作、總結經驗、聯絡感情和調整思路外,還在每年下半年有計劃地走訪部分聯合會成員企業,一方面與企業領導互相交換打假保名牌工作的意見,另一方面進一步溝通雙方感情,增強保護名牌的共同責任感,為企業發揮自己的優勢,利用和拓展義烏市場出謀獻策。
  
  
  
  這個案例充分表明,在目前的體制轉變時期,中國的政府部門作為絕對強大的政權組織,其對市場發育成長的態度至關重要,對社會中介組織的主導和推動作用不容忽視。通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動,體制內生成的行業協會能夠很順利地取得行政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合法性,這就使它行使其自律功能有了堅強的政府背景。然而更值得慶幸的是,我國東南一隅的經濟社會轉型,是在悠久的商業文化氛圍和眾多私有經濟的微觀基礎之上發生的。因此義烏的行業協會在得到政府扶助的同時,也具備了堅實的社會合法性。它們的強制力和權威不僅來自于政府部門的授權,如思想教育、技能培訓、表彰先進等,而且還來自于組織成員的集體承諾和要求,如服務指導、自我管理、信息溝通等。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政府和社會在治理本地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達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激勵相容和互補性極強的合作。政府的法律強制力和權威、社會成員對協會組織自律功能的認可、廣泛而有效的信息交流,在義烏這一彈丸之地,結合得是那樣的完美,以致于它的影響力肯定會有更廣泛的輻射。
  
  案例三、 “溫州市煙具行業協會”:行業專利和有效的行業自治
  
  前文在討論行業協會的體制外生成途徑時曾經簡單介紹過了溫州市煙具行業協會的一些情況。其實,在1991年煙具協會產生前后,溫州的煙具行業曾經經歷過兩次輝煌和兩度低谷。第一次是在1988---1991年,第二次是在1991---1993年,造成低谷的原因皆為質量低劣和竟相壓價。第一次低谷帶來了政府的整頓,第二次則使政府意識到“煙具業千家萬戶,千變萬化,靠政府幾個人管,雖能一時奏效,但從長遠看來,既管不好也管不了。”于是,1993年,開明的溫州市政府領導,便開始將煙具行業的管理主動“讓位”給煙具協會。其具體措施就是通過文件,授予煙具協會可行使企業審批、產品質量檢測、制訂最低保護價以及新產品維權等權利。這一英明決策的結果是造就了溫州煙具行業持續7年的高速健康發展,并且為溫州地區其他行業的治理開創了嶄新的局面。
  
  然而,真正開創溫州煙具行業新紀元的是一項被稱為“行業專利”的法寶。
  
  1993年12月,溫州鹿城區煙具協會制訂了《煙具行業維權公約》。在1999年修訂過的《溫州市煙具行業維權公約》中,我們發現,這個公約的精髓在于“凡經我會維權(即取得維權證書)的產品,在有效期內(6個月),如發現他人有侵權行為,一經查實,將對侵權產品的模具和專用夾具予以就地銷毀,仿冒的產品和專用零配件給予沒收。情節嚴重者,提請工商部門吊銷營業執照。”為此,協會還專門建立了打火機質量檢測站,并賦予其檢測報告高度的權威性,作為整頓企業侵權行為的有效憑證。
  
  
  
  維權公約實施以來,煙具協會驚喜地發現,維權已經成為會員之間的一種自覺行為。企業一旦有新型產品研制出來,首先想到的是到協會申報維權登記,在產品檢測合格后,由協會取得維權證書,并在報紙上刊登維權公告。維權證書成為外商大批量定貨的重要條件。維權行動在促進溫州煙具行業健康發展的實際效果是顯著的:
  
  1.樹立了協會的權威。協會一旦發現有仿制維權產品的行為就立即按照公約采取強有力的處罰措施。因此在公約頒布后的五年里,只發生了不到10起侵權事件,而且都得到了及時的處罰;
  
  2.起到了廣告宣傳的作用。由于維權產品還要在報紙上公告,刊出產品實形照片,就無形中給企業做了廣告;
  
  3.增加了協會的凝聚力。產品維權維護了廣大會員的合法權益,因而成為維系協會與會員之間的紐帶,使協會真正成為會員之家。同時,永嘉、鷗海、龍灣等區的煙具企業也紛紛加入鹿城區煙具協會,甚至一些外貿公司也加入協會,以提前獲得產品價格信息,使得現今的市煙具協會的企業覆蓋面達到95%以上;
  
  4.產品創新不斷涌現。維權使企業間的激烈競爭變得公平有序,引導企業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品研制上,近年來每年都有500多種新品出現。為提高產品質量,企業還紛紛購置先進生產設備和檢測儀器,不斷改進生產工藝,使溫州打火機質量接近了國際水平;
  
  5.產品定價趨于合理。維權使企業實現了一品一價,杜絕了由于不正當競爭而發生殺價和倒機的現象;
  
  6.促進和完善了協會管理機制。開始時,只對侵權行為進行查處,幾年實踐后,協會補充了有關規定,使維權工作更加完善。如申請人隱瞞事實,將仿冒的正宗機或已投放市場的產品提請協會維權,一經發現查實,將受到同樣的處罰;
  
  7.示范效應。溫州市燈具、剃須刀等行業協會在向煙具協會取經后,也先后制訂了類似的維權條例。使民間自律在溫州得到了廣泛而有效的推廣。
  
  通過國家商檢局、原國家勞動部、原國家專利局以及國家經貿委等政府機構對維權行動的承認和肯定,以及江澤民總書記的惠顧,煙具協會的合法性得到了全方位的鞏固。
  
  產品維權作為一項發明,之所以被稱為行業專利,成為對國家專利的補充,是因為其專利要求比較嚴格,許多類型的產品改進和工藝創新都不可能獲得國家專利。另外,申請專利一般需要7-8個月的時間,而煙具、燈具等行業的產品款式變化極快,一般過半年就可能被淘汰。因此行業內的產品維權能夠更加有效地保護新產品權益,促進產品開發和行業的發展。如果未獲得國家專利的產品不受法律保護,則新產品的開發者將面臨或者低效率地申請國家保護,或者無法有效制止他人仿冒的尷尬處境。而維權公約和行業專利能夠使企業有效免于這種困境。這是一項多么偉大的制度創新啊!這個案例隱含了一個重要的命題:轉型期內得到政府支持的協會自治完全能夠有效治理完全競爭型產業的競爭秩序。政府的治理可能和已經退居到其最小范圍和最后的防線:對民間自治組織的法律認可。因此,在私有產權為主體的市場結構中,自治性的民間組織完全有可能發揮其集體協調和提供信息的基本功能,并能夠完全有效地達到行業自律的理想目標。
  
  案例四、“中國證券業協會”:從多邊信譽約束開始(鄭江淮,2000)
  
  成長背景。中國證券業協會是對中國證券業從業機構和從業人員進行監管的行業組織,是中國證券監管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初創時期(1991年8月-1995年),當時尚屬中國人民銀行主管的中國證券業協會,由于對自律監管的許多問題尚處于摸索階段,主要從事了大量的宣傳、普及和組織活動,還缺乏深層次的自律監管,沒有起到促使證券業從業機構與人員自律的作用。中國證券業協會自律監管的真正起步是從1995年12月開始的。那一年,按照金融業分業經營的原則,中國證券業協會正式脫離其原主管機構中國人民銀行,由中國證監會實行統一歸口管理,使行業自律組織納入證券監管正式制度框架中,真正成為證券市場監管的一部分。1998年《證券法》的頒布,進一步確立了中國證券業協會作為行業自律性組織在證券管理體制中的地位,明確了證券業協會的組織形式和機構設置,明確了中國證券業協會必須履行的重要職責,限定了中國證券業協會的會員范圍,明確規定其會員為從事證券經營業務的證券公司,截止1999年底其會員共有140家證券經營公司與機構。在1999年底成立的新一屆理事會根據會員長期以來規范經營行為、公司的規模、市場占有率以及地區性等指標的代表性,選舉產生了25位理事和9位監事。在新的制度框架中,中國證券業協會不斷探索自律監管的新途徑和新方法。例如在深入調查研究廣泛征求全體會員意見的基礎上,根據協會章程制定和修改了《中國證券業協會職能》、《會員公約》、《證券從業人員行為守則》等自律監管規則。
  
  根據《證券法》的規定,在新的歷史階段,中國證券業協會的目標是:在中國證監會的直接指導和監督下,充分發揮協會在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與會員間的橋梁和紐帶作用;通過多種有效途徑,最大限度的維護會員的合法權益;并依據各項自律規章或法律、法規,采取綜合協調、監督檢查、紀律處分等措施,使會員樹立自我約束、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和相互監督意識,發揮協會的自律管理作用;通過規范證券經營機構來規范證券市場,防范和化解會員的各種經營風險,提高證券服務質量;同時,通過協會會員間的業務競爭和協作,通過組織協會會員開展國際交流,來提高會員在國際國內的競爭能力,為證券業的健康、有序、協調和快速發展作出貢獻。由于我國證券業管理體制的主體是中國證監會對證券市場的集中統一監管,所以中國證券業協會的自律管理實際上是它的有益補充,起著拾遺補缺的作用。
  
  功能實踐。中國證券業協會自律監管的實踐可以從它的信息協調和信譽約束兩項功能進行考察。
  
  1.信息協調功能
  
  從中國證券業協會成立到《證券法》頒布之后,行業自律監管始終處于嘗試和摸索階段。但是,從其履行的職能看,在《證券法》頒布實施之前,協會主要充當政府聯系市場的媒介,發揮了行業協調的功能,這與其他從政府組織中剝離出來的行業協會具有同樣性質的功能。具體表現在協會利用各種形式積極組織會員單位學習、貫徹落實國家有關證券業和證券市場的方針政策,積極參與和協助證券主管部門制定證券行業的發展規劃和法律、法規。同時對會員公司來說,協會又發揮為會員單位服務的功能,如協會通過選派會員公司代表參加國際證券業協會組織的培訓,組織會員參加國內舉辦的有關證券實務的培訓、創辦和公開發行《證券業》、《中國證券市場年報》、《市場信息簡報》、《上市公司評估與分析》等十幾種信息資料、對全國證券經營機構的經營業績進行排序、建立會員公司聯絡員制度,加強了會員公司之間的溝通與聯系等等。這些服務功能實際上增加了會員公司之間的信息交流、增加了會員公司對證券經營規范行為的共同知識,從而為協會發揮多邊信譽約束功能,促使會員公司行為的自律打下了基礎。
  
  2.多邊信譽約束功能
  
  從《證券法》實施之后,中國證券業協會在新的制度框架中,除了繼續執行上述協調功能之外,又執行的多邊信譽約束的功能。所謂多邊信譽約束功能,是指協會為了規范會員公司的經營行為和維持市場秩序,利用其有特定的渠道將會員公司行為的信息在會員公司之間傳遞與交流,使會員公司在市場中形成一種信譽,從而使得會員公司經營行為協調一致。如果交流的信息是會員公司誠實經營行為的信息,那么有利于會員公司良好的信譽,有利于會員公司經營活動的開展和擴大;如果會員公司采取了不正當競爭的行為或欺騙投資者的行為,這種行為信息在會員公司之間迅速傳遞和交流,從而使得該會員公司的行為受到其他會員公司的譴責和抵制,甚至受到協會的處罰,從長期看,使該會員公司處于不利地位。
  
  中國證券業協會執行的信譽約束功能體現在:
  
  (1)針對證券公司在一級市場競爭中出現的過橋融資行為,協會在2000年1月18日舉行的中國證券業協會常務理事會第一次會議上提交和討論了《關于禁止股票承銷業務中過橋融資行為的提案》和《關于禁止股票承銷業務中過橋融資行為的公約》,并原則通過了《關于禁止股票承銷業務中過橋融資行為的公約》,在報請中國證監會批準,經由具有主承銷商資格的證券公司聯合簽名后生效。關于過橋融資及其監管問題,
  
  (2)針對證券業比較突出的返傭問題,中國證券業協會不僅在常務理事會第一次會議上提交了《關于證券經紀業務中返傭問題的情況》供討論,而且又專門召集部分會員公司進行討論。會員公司一致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只能從行業整體利益出發,采取“堵”“疏”結合的辦法,循序漸進地解決返傭問題。這就需要發揮中國證券業協會的的信譽約束功能,在協會會員范圍內形成一個行業規則,并制定相應的處罰措施。
  
  應當指出,多邊信譽約束的有效性僅靠會員公司之間的譴責等自我約束是不夠的,還需要協會對不規范經營的會員公司進行處罰的力度,因此,如果會員公司從不規范經營中得到譴責和處罰的損失不足以抵銷或不大于所獲得的預期效用水平,那么協會的信譽約束功能是欠缺和無效的。在過橋融資和返傭問題的監管上,大多數會員公司對中國證券業協會的信譽約束作用的有效性表示懷疑,正反映了目前中國證券業協會的信譽約束功能也面臨著欠缺和無效的問題。
  
  中國證券業協會在《證券法》頒布之前對市場出現的違規違紀行為,以及在《證券法》實施后對證券公司的自律監管方面均存在功能不足的問題。
  
  (1)自律監管缺乏應有的權威性和有效性。主要表現在自律監管的力度不夠,自律監管措施流于形式,難以實施有效的監管。中國證券業協會缺乏“全美證券商協會”那樣的權力,可以開除違規會員、對違規會員進行嚴厲的處罰,僅有通報批評和建議處罰的權利,幾乎不對受罰者構成任何威脅。
  
  (2)自律監管體系缺乏統一性、協調性。由于對自律監管缺乏統一規劃,在證券市場迅速發展時期,各地紛紛設立地方證券業協會,而地方證券業協會與中國證券業協會的業務關系長期不明確,彼此間工作缺乏必要的聯系與溝通,導致行業自律監管的分散、無序,既難以形成合力,又造成自律監管的相互矛盾和沖突。據不完全統計,在21家地方證券業協會中,會員為證券公司、證券營業部、上市公司、中介機構等的協會占協會總數的71%,會員為證券公司、證券營業部的協會占總數的29%。在收費方面,各地標準不一樣。收費內容也不一致。收費內容有入會費和年費。地方證券業協會的管理狀況帶來的問題是:增加了上市公司和證券經營機構的經營成本。如為了維持地方協會工作人員的費用和開展各種活動的經費,不僅征收會費,而且有的證券經營機構要重復入會、重復交費,既要入中國證券業協會,又要入省、市證券業協會;地方政府領導擔任協會領導不利于樹立自律監管的形象,容易產生行政干預和腐敗行為。
  
  (3)以約束、規范會員行為和調節會員間業務糾紛等為目的的自律監管規則、公約、章程、準則、細則等缺乏可操作性和監督實施措施。
  
  (4)自律監管的功能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按照中國證券業協會的章程規定,協會每年將召開會員大會,總結協會工作,制定協會新的工作計劃,選舉協會新的理事會等,但協會從成立至今,始終未召開過會員大會;而協會的組織體系也不健全,如協會的7個專業委員會中只成立了教育培訓委員會和證券業信息技術應用委員會,證券分析師專業委員會即將于2000年7月成立,還有5個沒有成立。
  
  這個案例充分表明,一個具備法律、政治以及行政合法性,同時又具備強制性社會合法性的行業協會,在行業整體治理結構不完善的條件下,仍然難以發揮其自治功能。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與“中國工程造價管理協會”比較,“中國證券業協會”的功能并非一種政府不當管制的延伸,而是未來證券業治理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的制度安排。它目前所遇到的困難,一方面來源于對證券業政府管制機構的過度依賴,使得其社會合法性缺乏堅實的基礎,從而降低了會員對它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全國性的行業協會,它的組織結構還缺乏合理的構造和完善,如地方性的證券業協會還有待進一步的整合,同時它的內部專業委員會的建設也還需要進一步加強。應當說中國證券業管制改革的總體方向是有利于中國證券業協會,以及證券業交易中介機構(交易所)的正常發展的。隨著證券業政府管制的深化改革,相信中國證券業協會在自身努力創新的基礎上,它所嘗試的多邊信譽約束功能會逐步具備更加權威有效的懲罰性協調的基礎;并由此完成向自治性行業協會的過渡。
  
  三、 評價:轉型期行業協會的發展不足及其阻因
  
  本部分將探討轉型期行業協會在其建設過程中所形成的一般特征,同時揭示不利于行業協會進一步發展的各種障礙,并嘗試從歷史文化、微觀產權基礎、社會企業家和政治保守主義等方面分析形成這些障礙的若干關鍵因素。
  
  1.已有發展的一般特征
  
  轉型期行業協會的生成和發展,自1980年代初開始已經走過了20多年的歷程。如果把
  
  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劃分為初始(1978---1992)和深化(1992---今)兩個階段,那么作為經濟改革中重要性日漸顯著的一個制度變遷,行業協會的生發過程,在這兩個階段中,也相應形成了一些相互聯系但卻明顯差異的特征。這些特征在上述第二部分的實證性描述中可以被零星的感覺到,但有必要進一步從總體上加以把握。
  
  1.1初始階段。
  
  可以說,在初始階段,行業協會主要是從體制內生成的,民間自發性的生成約始于1990年前后。因此該階段制度變遷的推動主體是政府,導因是城市改革、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的一再擴大以及1982和1988年兩次以撤消行政性公司和部局合并為主要特征的政府機構改革。由于政企不分和條快分割的經濟運行和管理體制沒有得到根本的觸動,作為改革附屬物的行業協會在形成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體現出如下一般特征:如對政府行業主管部門的附屬性比較強,具有較濃的官辦和半官辦的色彩,其經費、編制、辦公資源、領導層大都來源于主管部門;主管部門的制約程度較大,會員單位大多局限在原部門系統內,且會員企業絕大多數是國有企業;功能大多以可有可無的信息服務和技術服務為主;體制內和系統內生成的途徑,使行業協會難以“三跨”(跨部門、跨系統、跨所有制)式地自主擴展其覆蓋面,并因此產生其組織重疊和職能交叉的問題(陳憲,1999,115---116頁)。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階段,有的地方由政府直接組建的行業協會卻被賦予了較多的管理職能,如1982年成立的溫州市食品工業協會,就承擔了市政府全權管理食品行業的行政職權,經費仍由政府全額撥款。這一做法為下一階段該地區此類行業協會的自治化可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2 深化階段。
  
  這一階段的改革從三個方面增強了行業協會的制度優勢:買方市場的出現,至少在高階消費品市場上,加劇了企業間的競爭程度,市場秩序趨向混亂,因信息和行政資源不足,政府管理開始失靈,企業的自律機制成為需要;現代企業制度的推進,使企業日益脫離政府母體,而成為相對獨立的社會單元,它們在繼續依賴政府支持的同時,開始向行業協會尋求服務,以降低競爭的風險;1993和1998年的政府機構改革,使政府在進一步分離其微觀經濟職能的同時,開始以中立者的身份面向全行業各種所有制成分的微觀主體,政府制訂和實施產業政策所需的信息和調控渠道的重建,需要一個中介性的能夠實現“三跨”的行業協會。因此這一階段的行業協會的發展,在政府進一步培育(如前述國家經貿委的試點工作)和民間自發努力的合力下,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
  
  首先,自律性協調功能開始形成。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民營企業和那些股份制改造過了的國有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已不再滿足于行業協會的信息服務功能,它們為了保護自身和本行業的利益,開始要求行業協會在民主的立場上制訂行規行約,在懲罰性權威的基礎上,協調行業定價以避免過度競爭,以及通過產品維權保護各自的知識產權。在這方面,溫州市行業協會的作用尤為顯著。有些體制內生成的行業協會,也開始自覺地將政府委托的管理職能和協調企業共同利益的功能有機的結合起來,盡量以企業和行業自身的利益為重,甚至開始對政府決策提出建議和施加影響。當然,在政企合一的慣性之下,這種政策的影響有時會以犧牲其他利益群體的利益(如1998年的所謂“行業自律價”風潮)。不過,在某些地方(如義烏),行業協會和政府之間達成了一種良性的合作,共同建立有效競爭的市場秩序。
  
  第二,通過“三跨”,有些行業協會逐步形成了體現行業整體的覆蓋優勢。如上海的中藥行業協會,原來是依附于地方國有藥材公司的一個小型行業協會,現在已經把當地所有中藥生產企業和重要商貿企業都發展為其會員,成為跨工、商、市、區、縣的全行業組織。這一覆蓋優勢,使得行業的信息中心開始向行業協會轉移。例如,上海54家工業行業協會中就有23家被市統計局批準試行行業統計工作(陳憲,1999,122---123頁)。
  
  除了信息優勢外,這種全行業的覆蓋,也為行業協會開展某些集體性協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行業協會通過舉辦各種行業產品展銷定貨會、協助創辦各類市場,在幫助會員企業拓展市場方面發揮著日益顯著的作用。此外,一個聲譽良好的行業協會,其本身就能轉化為會員企業的有效商譽。
  
  第四,發展模式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從前一部分所描述的各種生成途徑可以發現,我國轉型期的行業協會出現了多種發展模式,有官助民辦的、有政社緊密結合的、有政府鼓勵而民間自治的、有法律授權的等等。在組織形式上,有總商會型的、縱向擴展型的、區域橫向一體化型的以及強制壟斷型的等等。在功能發展上,有信息和協調綜合型的,也有單純提供信息中介服務型的。總之,傳統系統內縱向樹型的結構模式已經出現了分化和斷層,地方性行業協會呈現出積極發展的勢頭。這既標志著中央集中控權式行業管理的日漸式威,同時也為未來行業協會的組織整合,提供了多種可供選擇的模式。
  
  2.行業協會的發展不足及其阻因
  
  盡管行業協會在我國近20年來的轉型時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必須看到,這種發展是在政府患得患失的推動下和民間小規模探索的艱難實踐中取得的。因此總體而言,還沒有取得實質性的制度創新,“大政府小社會”的傳統權力格局依然得以維持。綜合第二部分的實證研究,我們不難發現轉型期行業協會的發展不足主要有以下幾種特征。
  
  2.1 行業覆蓋面過窄而產生的社會合法性不足
  
  社會合法性不足,是我國目前大多數體制內“脫胎”而產生的官民不分的行業協會,作為一種治理機制缺乏有效需求的根本原因所在。之所以說大部分體制內產生的行業協會缺乏社會合法性,主要理由是它們的覆蓋面過窄,其會員企業一般不超過全行業企業總數的40%。這些協會的會員單位大多局限在原部門系統內,而且會員企業又絕大多數是國有企業。有一項統計資料表明,全國性行業協會中,非國有企業會員不超過50%的占79%。即便在行業協會發展勢頭良好的上海,協會會員企業在行業中的覆蓋面也才平均50.7%,其中只有50%的行業協會的行業覆蓋面達到80%(陳憲,1999,116、119頁)。這種局面通常造成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覆蓋面窄,意味著協會所能掌握的企業和行業的信息不充分,難以發揮綜合性的協調功能。
  
  第二、如果行業協會由原有行政性公司轉制而來,則它們基本上由行業內少數大型國有企業操縱,而且由于這些大企業與政府部門依然保持各種密切的關系,它們往往與政府單線聯系,就可直接從政府獲得好處。在競爭性的產品市場上,這種好處是很難通過行業協會向所有會員單位擴散的,更不用說惠及大量的非成員單位的非國有企業了。不但如此,這些行業協會由于有政府部門的支持,往往公開實施市場壟斷行為,擾亂市場競爭秩序(如1998年的所謂“行業自律價”逆流)。
  
  第三、由于覆蓋面小,且非主流會員企業缺乏動力,而國家的財政補貼又很有限,一般而言,協會的管理資源都極為緊缺,很難提供充分的信息服務和開展集體性的協調活動。還以上海為例,在49家工業行業協會中,會費收繳不足50%的有13家,收繳率在50~80%的有25家,平均收繳率僅為61.2%(陳憲,1999,125頁)。
  
  2.2 社會合法性不足產生的協會組織缺陷
  
  由于體制內產生的行業協會大都延伸了部分政府的管理職能,而且協會領導又無例外的由政府主管部門“任命”,這就使得絕大多數行業協會難以形成一個面向全行業所有企業的組織結構。一方面,協會領導大都缺乏企業家式的創新激勵,難以在保持其行政合法性的同時,努力擴大其社會合法性,并通過提供有效的功能供給,使其會員企業或潛在的會員企業增加對協會的信任;另一方面,協會職員中專業人員不足,尤其缺乏年輕的專業人員。如上海,54家工業行業協會總共只有專職人員372人,平均不到7人,而且其中超過60歲以上的占43.3%,其余大多數是50~60歲的企業借調干部(陳憲,1999,125頁)。由于行業協會是政府機構改革和分流冗員的一個重要渠道,盡管有事業編制的保留,但很難保證有高素質的年輕人才充實過來,他們的激勵甚至比協會領導還要低。再一方面,作為一個社團法人,許多行業協會甚至連自己的辦公場地都沒有,例如,目前上海90%的行業協會乃借用控股(集團)公司、企業和研究所等的辦公場地(陳憲,1999,126頁)。
  
  2.3 發展的不平衡
  
  行業協會的發展狀況,一般而言,從縱向的角度看與各行業本身的市場結構有關,它的發達程度從“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到“壟斷”呈現出由強到弱的趨勢,在消費可分性的最終消費品產銷市場上最為發達;從橫向角度看則與各地區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水平有關,區域市場經濟越發達,區域內競爭越激烈,該地區的行業協會也就相應的發達。如果一個地區的市場經濟很發達,而且市場結構以完全競爭為主,那么該地的市場競爭主體組成行業協會的愿望也就越強烈。
  
  我國轉型期行業協會發展的不平衡狀況,目前從行業縱向的角度還很難觀察到。如果僅僅從數量方面考察,我們只有國家經貿委10家(完全競爭和壟斷競爭為主的行業)直管協會及其代管協會的結構數據,具體排序如下:中國輕工業協會聯合會,49家;中國商業聯合會,40家;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40家;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協會,38家;中國物資流通協會,27家;中國建筑材料工業協會,23家;中國紡織工業協會,18家;中國鋼鐵工業協會,10家;中國煤炭工業協會,6家;以及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5家(國家經貿委,2001)。顯然這種數量結構分布很難體現行業協會縱向不平衡發展的一般趨勢。
  
  行業協會橫向發展的不平衡狀況雖然同樣缺乏全國性的詳實數據,但相對容易觀察一些。我國轉型期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區域格局上大致體現為由東向西、由難向北的梯度減弱趨勢。東南沿海無疑是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區域,相應地其行業協會也應有較大程度的發展。所以,1997年國家經貿委進行行業協會的城市試點,所選擇的四個試點城市------上海、溫州、廣州、廈門-----都分布在這一區域。試點城市被選擇的條件,一是政府經濟職能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步子較大,二是本地區有一定數量和相當發展的經濟類行業協會。但通過閱讀四城市的試點方案和試點經驗總結材料后,我們驚訝的發現,即便在這四個城市,行業協會的發展也呈現出高度的不平衡狀況。
  
  到1997年,上海市已有經濟類行業協會150余家,其中工業行業協會為52家(徐建國,1997)。
  
  到1997年,溫州市共有市級行業協會(包括同業公會、商會、行業聯合會)76家,其中經委系統15家,工商聯系統14家,科協5家,建設局7家,其余分別歸口交通、郵電、商業、農辦等24個部門;此外市區的鹿城區、甌海區、龍灣區分別有11家、7家和6家行業協會(張震海,1999)。
  
  廣州市于1994年才開始就組建和發展行業協會進行調研,1996年在各工業局和總公司轉制為經濟實體后,才在大多數行業成立行業協會籌備小組。到1999年4月,才正式成立了6家工業類行業協會(還有3家正在申請登記注冊)(廣州市經委等,1999)。
  
  廈門市在1988年就已經將市政府6個工業公司改制為經營性公司,但直到1993起才開始組建行業協會,到1996年總共才成立了3個行業協會。1997年籌備另2家行業協會(廈門市經濟發展委員會,1998)。
  
  通過比較,不難發現,土地面積最小的溫州市行業協會的發展反而最發達。作為我國主要工業城市的上海,近十幾年來行業協會的也得到了富有創新意義的長足發展。而改革以來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廣州、廈門兩地,行業協會的發展程度卻如此驚人的不足,確實讓人難以理解。東南地區尚且如此,行業協會在我國其他地區的發展不足和彼此差異,也就不難想象了。
  
  2.4 功能的不完善
  
  筆者在調研中,聽到過一個未經實證的判斷,即目前的行業協會,在生存狀況上大致為三三開:有1/3難以維持,有1/3勉強維持,只有1/3發展的比較好。第一類行業協會既無信息功能,更談不上協調會員間的集體行動;第二類則功能比較單一,以提供簡單的信息服務為主,同時承辦政府委托的一些“尋租”機會較少的工作;第三類或者延伸了政府的可尋租的管制功能,或者通過自身的功能創新,在信息提供和協調組織方面都贏得了會員企業的信任,正朝著自治性組織的方向發展。但總的來說,現存的行業協會大都更習慣于依賴政府的支持,難以真正成為會員企業的利益代表。
  
  3.發展的阻礙因素
  
  從表面看來,目前影響行業協會發展不足的主要因素是行業協會的地位不明確、作用空間有限以及有關立法的滯后。
  
  地位的不明確主要表現在,一方面政府希望行業協會作為行業管理的輔助工具,并通過部分轉移其原有職能,使自己對行業管理的權利得到“合法”延伸;另一方面,大多數行業協會也極愿意成為“二政府”,去組織和管理其會員企業,而忽視了它應該首先代表企業的利益,更加注意當政府行為影響到企業利益時,或行業內外競爭環境有損于企業利益時,作為企業的代理者,為維護企業利益積極協調與行業內外利益團體以及與政府的關系。
  
  作用空間的有限,主要體現在政府目前依然掌握著大量控制行業發展和直接管制企業行為的政策和行政手段,如大量的行政審批和行政認可。這就使得企業不得不通過直接影響政府謀求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從而致行業協會為可有可無的境地,甚至懷疑行業協會不但無助于自己的利益訴求,反而徒然增加自己的交易成本。
  
  立法滯后,指的是目前尚未出臺有關行業協會的專門法。政府和民間雖然都意識到行業協會的治理意義,但通過制定經濟類社團法,把它們的性質、功能及其實現方式、它們的組織機制和結構,政府對它們的授權范圍,以及對它們的違法行為的規制結構等加以法定明確,目前的機會似乎還不夠成熟。因此,目前我國對行業協會的管理,依然是通過一部社團管理條例以及諸多黨政機關的法律性文件,將它們混同其他各類社團組織一并實現的。可以說,這種混合的多重管理結構確實不利于行業協會的發展,使政府、行業協會和企業都處于一種兩難困境。
  
  但如果對行業協會發展不足的阻因的分析,僅僅停留在這些表層因素上,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必須進一步揭示隱藏在這些表層因素之下的深層次障礙。筆者在此提出三種理論的假說,試圖解釋我國轉型期行業民間自治組織難以高度發展的深層原因,供有識者匡正。
  
  3.1 歷史發展的先天不足
  
  西歐中世紀的新興城市,大都是城市手工業者和商人,在封建主的領地上,尤其是在其莊園或城堡的邊緣建立起來的。為了抵御封建主肆意勒索高額地租,搜刮城市財富,以工商業者為主體的城市居民,自愿組成各種工商行會,通過武裝起義和金錢贖買,最終擺脫了封建主的管轄,獲得了城市自治權。而行會組織在管理城市的同時,也取得了管理城市工商業的自治權。在漫長的中世紀,它們先后完成了由商人行會向手工業行會,手工業行會向同業公會的過渡,并在16世紀末葉,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開始了向現代資產階級社團組織即商會的轉型。在所有這些過渡和轉型的過程中,民間的行業組織都始終保持著其傳統的自治性質,并在與國家的互動博弈中,取得了穩固不移的延續至今的法律獨立地位。
  
  而中國古代的行會,雖然在管理城市工商業活動中也有過類似的但很微弱的“自治”作用,如限制競爭、排除異己和保護同業既得壟斷利益等,①但它們實際上從未取得過上述意義上的真正自治。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的任何一個城市,尤其是自秦以降,作為中央集權統治的重心所在,始終處于帝國皇權的嚴密控制之下,不可能取得獨立的自治地位。這一特征,加上集權政府對城市居民的嚴密監控,如保甲制、工商官營化和匠籍制等,也使城市中難以形成類似西歐中世紀的市民等級(朱英,1997,24-25頁)。因此,中國古代行會的出現和發展主要不是為了適應手工業者和商人的自治需要,而主要是中央集權國家為了控制他們,保證國家稅收來源和非稅攤派,強制工商業者聯合成立的組織,①同時還承擔著宗教、慈善等非經濟的社會功能(傅筑夫,1985)行會通過承但包繳捐稅為官府服務,官府則以行政權力對其加以保護,相互之間關系十分密切。雖然行會有時在承值官差和繳納捐稅的數量上也會與官府發生沖突,但這種矛盾沖突與上述依存關系相比,顯然處于次要的位置,不包含任何對自治權的索求性質。
  
  不過,在鴉片戰爭后至民國初年,在中華帝國行將衰敗而緩慢遠去的巨大陰影中,卻驟然綻放出一朵奪目的社會奇葩,這就是現代意義上的新式社團------商會組織。它誕生于1904年,并在短短三年內得到迅猛的發展,在地域上形成了商務總會、商務分會和商務會所三級樹型的組織體制,它們之間宗旨相同,規章一致,層層統屬而不可分割;以致于1907年開始醞釀成立全國性的商會組織------華商聯合會,并于1913年8月正式成立。至此前的1912年,全國的商會總數達約2000個。
  
  僅從規模和結構上還不足以表現這朵奇葩的亮麗之處。史學家們的研究業已證明清末民初的商會,一開始就以現代社團法人的面貌出現,而且通過對作為其結構基礎的傳統行會的現代化轉型,基本具備和實現了其社會自治的功能。它們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在組織行為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在組織構造上,首先,清末民初的商會不是清、民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強制商人成立的社團,而是商人自愿組成的新式團體;其次,商會中既沒有官府委派的官員,也無官府選派的“督辦”代表官方對商會加以控制,各商會皆由在會工商戶自行選舉的領導人負責處理日常事務;其三,根據國家制定的基本法律,如大清尚部的《商會簡明章程》和民國政府1915年的《商會法》及其實施細則,各商會可以自行擬定詳細的章程,由此集法人性和商辦性于一體;其四,商會的活動經費,主要來源于會員所在行業和會友繳納的會費,除極個別例外,與政府無任何聯系(朱英,1997,124---135頁)。總之,這一時代的商會,在契約化和民主化運作機制之下,已經實現了從首屬群體到次屬群體,從非正規組織到正規組織,從功能彌散到功能特定以及從傳統性整合到現代性整合的組織構建(虞和平,1993,172---193頁)。
  
  在行為上,商會的功能主要體現在經濟協調和政治參與兩個方面。經濟功能,按照政府法規,主要有參與商政、調查商情、協調商事糾紛、管理和提倡工商業以及舉辦工商教育等。以參與商政為例,商會曾積極參與民國政府工商部和農商部的立法建設,為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法律體系的初建打下了基礎。在短短的1912到1921年間,商會參與制定的實施性經濟法規達40多種,涵蓋了工商、礦路、金融、權度、農林、經濟社團、利用外資和僑資等方面(虞和平,1993,216頁)。同時,商會在促進政府經濟管理法制化和經濟化,企業和企業家法人化,競爭的自由化和正規化,融資渠道的社會化和國際化以及市場統一化的過程中,為改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更是功不可沒(虞和平,1993,216---227頁)。
  
  政治參與活動,商會自1904年一經誕生,就積極地迎接、參加和領導了收回利權、抵制美貨、地方自治、國會請愿和辛亥革命等運動。民國初年,由于商聯會的成立和領導,商會的政治參與更上一層。商聯會已基本上不再參與具體的經濟活動,而注重于從調查研究、發展教育、宏觀協調、制定政策等方面來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在1918 年(是年,商聯會發起了調和南北戰爭、反對“中日軍事協定”、要求華盛頓會議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召開“國民會議”以及要求擴大商人參政權的政治活動)后,商聯會更多是通過向政府施加壓力直接參與政治活動(虞和平,1993,194---196頁)。
  
  但無比遺憾的是,這朵瑰麗的奇葩卻有如曇花一現般過早地凋謝在帝國的強大陰霾之中。根據歷史學家的分析,這既有中央政治集權之巨大傳統輪壓的原因,也有市民社會自身缺陷的原因。就前者而言,雖然清末民初的國家為挽救民族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會依賴社會實現新的動員和整合,對社會給予相應的扶植,但近代中國始終未能實現國家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根本變革,無法對社會的發展提供真正的制度性的保障,加之集權統治者擔心社會的充分發展會危及其統治地位,因而總是在扶植社會的同時,又對其加以各種限制,以致在其危機初渡,自身力量得以增強的時候轉而對社會施行扼殺。近代中國的商會面臨的正是一個不愿真正放棄已有權力的集權國家,尤其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更是實行獨裁統治,對商會采取強制性的整頓和改組,并加以肆意摧殘,終將其扼殺在苗長之中。
  
  就后者而言,近代中國的商會組織在自身發展中也存在許多缺陷,如自發性和獨立性不強,表現在地區發展不平衡和組織構造上相互隔峙等方面的發展不足,相對于悠久專制集權傳統的有限政治權力以及內部派系紛爭等,以致于當它們尚未發展到能夠真正抵御專制集權強制扼殺的程度,只能步步退縮而最終湮滅。
  
  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強政府、弱社會的權力格局,在1949年后的30余年時間里,不但沒有絲毫改變,反而因全面國有化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變得更加明顯了。這種歷史遺產,作為一種政治、社會和經濟文化,必將對當今國人的權力意識發生重大的影響。畢竟,社會自治對他們而言太過陌生了。
  
  3.2 公有制為主體的微觀產權結構
  
  陳憲先生等把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結構定義為一種“一元二層或一元區隔”的結構,而把現代工商社會的社會結構定義為“多元三層”結構(陳憲等,1999,7-11頁)。前一種結構中的“一元”指經濟成分基本為單一的公有制經濟,一切重要資源基本為一元化的國家獨占,并運用行政性計劃進行配置。“二層”指高層結構的全能國家及其各級政府,以及各種作為政府基層代理和延伸的低層結構的全功能單位(包括所謂的“企業”)。在這種結構下,通過行政性計劃,高層機構和低層單位一體貫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沒有間隙,社會靠系統力量整合,不可能出現社會的自治;而且龐大的公有資源被分層次的條塊分割,阻礙了任何社會化的大行業管理的可能。
  
  在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現代市場經濟社會里,則必然出現“多元三層”結構,即高層是以政府為中樞的公共權力機構,低層是各類工商企業和其他產權主體,而中層則是介于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各種社會團體、社會中介組織。作為底層結構的經營性組織和個人,是以自身功利最大化為目標的行動者,它們自我發展、自負盈虧,與其他行動者是一種利益、競爭和契約的關系,因而其活動領域又被定義為分散性的“私域”;國家和政府通過對公權力和公共資源的掌握,肩負著維持全社會基本秩序和改善公共福利的責任,因而被稱為“公域”;而作為一種“類組織”的社團,則以社群利益為導向,發掘和運用分散的社會資源,自律性地參與社會管理,作為公權力的補充和制衡,溝通、協調和整合個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以及群體與政府間的關系,因此被稱為“第三域”或“志愿域”。
  
  由此可知,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實際上就是社會從一元二層結構向多元三層結構的過渡或復歸。在這種革命性的轉型中,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是主旋律。我國的經濟改革也正是在鼓勵私有經濟或民營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原有一元化的公有制經濟通過股份制、國有股減持以及出售國有資本的形式,向民間經濟主體逐步分散的過程。私域的出現和擴大,雖然主要表現為公域的主動收縮,但它必然要反過來要求公共權力的重新調整,使其作用范圍超越原有的國有經濟,而從新生的非國有經濟主體獲得其合法性;不僅如此,私域的出現和擴大,伴隨著市場競爭環境的逐步形成,出于局部公共利益的訴求,社會經濟主體在承認國家公共治理權力的同時,也必然將自身的部分私權讓渡給自治性社會組織,以保障其私利的最大化。這樣,自治性社團組織,在公權調整和私權轉讓的交互過程中,會逐步形成其自身的權力結構。關于這一點,前文討論行業協會的經濟合理性及其合法性時,已經作了交代。
  
  因此,轉型期行業協會的發展程度,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與公域和私域的調整就構成了一種函數關系,即其與公域之間是一種此消彼長的負相關,而與私域之間是一種此長彼長的正相關。因此公域所立基其上的國有經濟在微觀基礎中的比例,就成為決定行業協會類社會自治組織發展狀況的一個重要因素。只要國有經濟在微觀產權基礎中依然占據主要的地位,政府公共權力就無法得到實質的調整,有限的私權也只能在較小的范圍類實現其轉讓,而作為一種新生的私序組織也只能維持低度和緩慢的發展。
  
  實際情況是,到目前為止,國有企業的資本總量占社會總資本的比例仍然超過60%。而據國家統計局對全國2000余家已完成改制的國有企業的調查,1997年末國有獨資公司占已改制企業的27.8%;在多元持股企業的注冊資本中,國有資本占73.6%,集體資本占1.9%,法人資本占13.5%,個人資本占4.7%,外資占6.3%。同時,已經在證券交易所上市的750家公司中,第一大股東(通常為國家股)股權大于第二大股東(通常是法人股)股權5倍的有465家之多,占全部上市公司的62%。
  
  這樣一種微觀產權結構,在政府調整和削弱其微觀管理經濟職能的決策中,必然產生重要的影響。我們看到的是,大量體制內生成的主要覆蓋國有企業的行業協會,被要求繼承政府原有的行業管理職能,至今難以轉型為面向全行業各類所有制經濟主體的社會自治組織,而且在政府現行的國有企業監管體制下,它們也難以真正發揮協調行業內國有企業的作用。
  
  相反,在私營經濟為主體的某些地區,如我們多次提到過的溫州地區,村及村以下和城鎮個體工業的比重,已經由1980年的13.34%上升到1996年的62.79%,集體工業占31%,國有工業僅占6%。在這一地區,行業協會快速發展,并且已經開始取代政府在行業治理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微觀產權結構的狀況對行業協會的發展至關重要的假說,目前雖然無法解釋私有經濟同樣發達的廣州等地區行業協會的發展不足,①但一般而言,其理論邏輯本身應該是有效的。當然它需要進一步的實證。
  
  3.3 政府對發展行業協會的矛盾態度
  
  改革以來,尤其是進入深化改革階段以來,我國政府對行業協會一直鼓勵和努力培植的。中央政府從政府機構改革入手,通過體制內轉型的方法,已經在組織上基本將政府對行業的直接部門管理轉移到通過行業協會的間接管理;尤其是國家經貿委,不但一再制定鼓勵行業協會的政策,而且還進行了行業協會改革的試點,以試驗其全面推開的可行性;有的地方政府,如上海和溫州,不但認真研究行業協會發展的重大意義,還積極以創新的精神,制定培植行業協會的具體措施,使行業協會在逐步增強其社會合法性的同時,確實開始對行業進行有效的服務和自律管理。
  
  但從前文對轉型期行業協會生發狀況的描述中不難看到,現有的指導思想和制度安排的確存在許多制約行業協會健康發展的因素。
  
  首先,政府在鼓勵行業協會發展時,更多的是強調行業協會對政府的輔助和保護國有企業利益的作用,而忽略了行業協會的生命之源乃行業內所有企業的共同利益。因此許多政府原有的不合理的管理(管制)職能向行業協會轉移,而且利用行業協會維持行政性行業壟斷,反而會引起廣大企業的反感和抵觸。
  
  其次,現有的社團管理法規,把行業協會與其他社團組織混同管理,忽略了行業協會對建立新的市場秩序的獨特作用,同時延緩了有關行業協會的專門立法進程。
  
  第三,現有的雙重管理體制,尤其是通過行業主管部門對行業協會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嚴格限制,如成立審批制度和在行業協會內建立黨的基層組織,目的在于防止社會組織的快速發展,從而危及政府的社會合法性,但這實際上嚴重否定了行業協會的自治性質,使行業協會無法履行其契約原則和民主原則,難以真正成為會員企業所信賴的組織。
  
  第四,對行業協會課以稅收和鼓勵其經商辦實體,實際上是混淆了行業協會的非營利性質,造成它的功能彌散,很可能使其由會員企業的利益代表轉變成企業的競爭對象。這樣的行業協會怎么可能持續生存呢?
  
  第五,由直管行業協會代行政府主管部門對其代管的行業協會進行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先期審查,無異于否定了社團法人的法律平等地位,而且還有可能造成對行業協會組織結構的行政性整合,使許多本來健康發展的體制內或體制外行業協會失去其已有的社會合法性,動搖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由此可知,如果政府對行業協會始終保持既鼓勵又限制的態度,轉型期的行業協會永遠無法實現其向自治性民間組織的真正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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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是余暉主持的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1999-2000年度重點課題“市場經濟下的行業管理”的總報告。該課題的其他5個分報告為:“部分國家(法國、日本、美國)行業管理的經驗與借鑒(楊斌)”、“中電聯與中國電力工業管理體制改革實踐(邱靖基)”、“協調與信譽約束:中國證券業協會的自律監管及其演進(鄭江淮)”、“義烏市小商品市場中的社會中介組織(羅仲偉)”、“官辦行業組織的命運:中國造價工程師協會的故事(鄭新業)”。本報告的寫作在國外文獻檢索和觀點討論上得到了鄭江淮博士的大力支持;楊斌先生和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S.Kennedy 先生在文獻方面也給予了寶貴的支持;溫州煙具協會的林嶸秘書長在調研方面也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幫助。在此一并深表謝意。當然,本文的觀點正確與否,蓋由本人負責。
  
  ②基爾特(Gilds)是歐洲中世紀(約公元11-16世紀)商業革命和城市復興過程中發生重大作用的商人或手工業行會組織。參見比利時著名史學家亨利·皮朗 (Henri Pirenne,1862-1935)的有關著作。
  
  ① 相對一脈為“度量(measurement)”派,由Alchian和Demsetz領軍。參見Klein(1998)。
  
  ② 自1994年以來,國內經濟界最熟悉的一個經濟學詞匯“公司治理結構”中的“治理”就是“Governance”。
  
  ③ 這一研究群體至少有三位代表人物: Schmitter , Stanford大學政治學教授; Streeck , Wisconsin(Madison) 大學社會學和工業關系學教授;Hollingsworth , Wisconsin(Madison) 大學社會學和比較歷史學教授。
  
  ① 本文所使用的“交易成本”概念泛指信息收尋成本、談判和決策成本、政策制定成本以及合約的監督和執行成本。 ① 關于社團組織的合法性,除了下文要討論的具有普適意義的“社會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外,高丙中還建立了“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兩個概念。后兩個概念只對中國的社團現象研究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筆者將在本報告第二、三部分中加以重點討論。
  
  ① 指跨行業系統、跨所有制性質及跨行政區域。
  
  ① 關于中國古代行會是否具備這些自治功能,我國經濟史學家的觀點并不一致。如朱英先生(1997)認為中國古代行會具有特定的自治功能,而傅筑夫先生(1985)則斷然否定中國古代行會有過這些自治性功能。筆者以為,單純肯定或否定這種“自治”功能都可能不符合歷史事實。因此中國古代行會的自治,可能是一種很微弱的協調功能。
  
  ① 關于這一點,國內有的經濟史學家如虞和平先生(1993)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的行會基本上是自發組成的,而且其民主精神甚至比西方中世紀行會更為突出。
  
  ①也許該地區存在其他更有效的經濟治理機制不為我們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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